婚姻法第46条若干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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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婚姻法》首次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对新《婚姻法》作出了司法解释，但不能事事俱细。笔者就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若干问题略表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
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的产物。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配偶，双方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配偶一方的过错是对婚姻法规定的夫妻间应尽义务的违反，造成另一方精神上的损害，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损害赔偿责任。离婚损害赔偿主体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根据婚姻法第46条及其《婚姻法解释（一）》第29条规定，权利主体是指离婚诉讼当事人中受害配偶一方即有过错方的配偶，义务主体是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
（一）、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是无过错配偶一方。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只能是无过错的配偶一方且对方存在着过错。如果配偶双方均有过错或双方均无过错的，就不能适用离婚损害赔偿。笔者以为，这里的“过错”应作狭义理解，是指法定的过错即具有《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行为。理由如下：第一、婚姻是基于夫妻关系的男女两性的自愿结合。马克思说“人是社会的动物。”正因为人具有自然属性，是一种社会动物，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难免存在着争执与纠纷。在婚姻家庭中，难免会发生一方侵犯他方的合法权益或违背婚姻家庭的法定义务的情形，夫妻双方总会存有或大或小过错。法律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规范的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对婚姻当事人中所有的过错都要进行追究，它只能追究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否则婚姻关系之间就没有是非的标准了。第二、婚姻当事人存在着的过错，并非都影响到夫妻关系的维系，只有某些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才会伤害夫妻一方的心灵，给夫妻一方的精神造成损害。配偶一方只能基于能对精神上造成伤害的过错行为向另一方配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弥补自己的损害，从而慰抚心灵的创伤。由于人感知能力的差别，对是非评价也有所不同，对于哪些行为是属于危害较大过错，哪些行为是不属于危害较大过错，都应由法律统一来规范，从而有一个直观的、统一衡量尺度。
（二）、离婚损害赔偿义务一般主体是无过错方的配偶。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配偶一方作为赔偿义务主体，其须存在着法定的过错行为，即存在着《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中的行为。
1.重婚行为。重婚有两种形式，即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重婚。法律上的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者又与之登记结婚的违法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12月24日法复[1994]10号文件规定，事实上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者又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违法行为。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行为一般包括两种形式，即通奸与姘居。对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姘居的，过错的配偶一方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在司法实务中已达成共识。但是有配偶者与他人通奸的，过错配偶一方的能否作为赔偿离婚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争议，一种认为是可以，另一种认为不可以。笔者倾向前一种观点。理由是（1）.通奸是指一方或双方有配偶的男女自愿发生的不正当两性关系行为。姘居是指有配偶男女双方或一方为非法的性关系目的但不以夫妻名义临时公开同居。二者的区别在同居是否公开，通奸是秘密进行的而姘居是公开进行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4日通过的《婚姻法解释（一）》第2条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实际上是指除了重婚以外的姘居、通奸行为。（2）. 虽通奸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秘密性，但无过错方配偶知其配偶方与他人通奸，其会感到羞辱、沮丧，在精神上产生一定的痛苦，从而造成一定损害。对其精神的慰抚，需通过一定物质补偿来填补其心灵的创伤。
3.家庭暴力行为。依《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作伤害后果的行为。家庭暴力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概而言之有两种，即精神上的暴力和肉体上的暴力。精神上暴力通常表现为对受害人进行侮辱、讽刺和咒骂等，肉体上的暴力上通常表现为对受害人进行殴打、捆绑、残害等。
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虐待”是指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遗弃”是指对年老、年幼、患病或没有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的行为。
(三).对于有第三者介入的离婚案件中提起的离婚损害赔偿可以追究第三者的赔偿责任。对于此问题，也有人提出离婚损害赔偿不宜追究第三者的责任（1）。其理由是：（1）.第三者介入他人家庭的主要原因问题是道德问题，不应将道德调整的问题纳入法律范畴；（2）.第三者不是离婚诉讼的当事人，离婚损害赔偿是基于夫妻权利义务，但赔偿请求人与第三者之间无直接法律关系，如果将第三人纳入离婚损害中，会人为地扩大、激化矛盾，造成离婚不再是配偶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与救济，而是三方甚至多方的事情，复杂了离婚案件；（3）.在实践中，多数第三者处于隐蔽状态，在离婚判决中不好认定。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可以追究第三者的赔偿责任。因为：（1）.我国宪法第49条、民法通则第104条、婚姻法第3条规定，对合法婚姻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2月26日通过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公民的人格权利受到侵害的，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于有第三者介入的离婚案件中提起的离婚损害赔偿是否可以追究第三者的赔偿责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有规定，受害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例如英美法国家、法国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台湾民法典规定“配偶与第三人通奸，受害配偶感到悲愤、羞辱、沮丧，其情形严重者，可谓为名誉受到侵害，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相当之慰抚金”。（2）虽然《婚姻法解释（一）》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追究第三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2）.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第三者介入妨害了无过错方配偶的性权利平等地享有，即妨害了无过错方配偶应当享有的夫妻间相互忠实、相互尊重的权利；也同时妨害了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第三者介入的引起的离婚，是对无过错方配偶权最大侵害＿＿?丧失了配偶权，会给无过错方配偶造成精神上的损害，无过错方配偶要求第三者对其精神损害进行赔偿，以慰抚其心灵的创伤并惩罚加害人的请求于法于理均不为过。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的陈现杰同志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中指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与财产损害赔偿责任，两种同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条件包括：1.有损害后果；2.有违法侵害自然人人格和身份权益的侵害事实；3.侵权事实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侵权人主观上有过错或过失，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离婚损害赔偿实质是精神损害赔偿，（3）其构成要件应与精神损害赔偿构成要件一样。无过错方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时，过错方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应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构成要件。
（一）.配偶一方有过错且过错形式必须是故意的。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从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来看，有过错方所持的心理状态都是故意的，并不存在过失的情况。从婚姻法对结婚条件的规定来看，基于婚姻关系的配偶双方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实施婚姻法第46条规定行为，不管该行为是通过作为形式表现出来，还是通过不作为形式表现出来的，行为人应认识到其行为法律后果是什么。因此离婚案件中配偶一方的过错必须是故意的，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二）.有侵害事实即存在着法定的过错行为。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之间为生活目的存在着争吵、纠纷，夫妻一方难免会作出伤害另一方违法行为来，可能使相对方的精神受到侵害。法律不可能全面地追究微不足道的违法行为，只能对某些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予以追究。行为是否过错不是某人所言即是而是众人所公认的然后以通过法律明确之。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重婚等四种情形，不仅是违反了婚姻法规定夫妻间应尽的法定义务，而且势必给对方造成一定的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包括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损害，更多的是来自精神上的痛苦，且这四种情形可能使无过错配偶一方丧失配偶权，对基于婚姻关系确立起来的配偶来讲，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丧失配偶之痛了。对于过错方配偶只要有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之一的，就可以认定无过错方存在着被侵害的事实。
（三）、配偶一方的过错与另一方所受到损害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不必追问该因果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果关系是指过错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联系。只有配偶一方的受损害的原因是另一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过错方才能对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否则，过错方不必对此承担责任。配偶之间的夫妻关系，是基于双方的信赖、自愿、忠诚基础上而建立的，是受法律保护的以人身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身份关系。换言之，这种身份关系实质上是配偶权。配偶一方实施了《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必然会损害另一方配偶权，同时也必然给对方造成身体上的损害或者精神上的痛苦。有时有过错的配偶在其实施过错行为时往往不是直接地针对其配偶的，但其的过错行为会伤害另一方的感情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在此情况下，过错配偶的行为与另一方所受到损害之间存在着的只是间接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我们不能否认无过错方享有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假如配偶一方有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过错行为，致使双方的婚姻关系破裂的。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原则上应限制过错方离婚的胜诉权，如果经调解无效的，而判决离婚，为了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依法应给过错方这种违反婚姻法规定夫妻间的义务的违法行为予以民事制裁，那就是判决过错方承担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因此，配偶一方的过错与另一方所受到损害之间只要存在着因果关系，不管该因果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过错方配偶就应另一方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四）、有损害后果发生即有损害事实的存在。损害事实是指民事违法行为所致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必须以损害事实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在离婚精神损害赔偿中也一样，只有配偶一方遭受到精神损害事实的存在，才能产生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马克思认为，婚姻不是财产关系，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或称之为伦理关系。对于婚姻损害后果的衡量，是不能通过有形的、外在的、程度大小的客观标准来计算的，只要过错行为能对婚姻关系产生破坏的，应认定过错行为产生了损害后果。换言之，配偶一方有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等可能导致离婚的行为时，就可以说过错方的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例如过错方配偶违反了夫妻之间应尽的法定义务，对另一方不忠实，存在着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间的行为，使得另一方对夫妻感情产生怀疑、沮丧以致要求与过错方解除婚姻关系或过错方要求与另一方要求离婚等。
三、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间问题。关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的时间问题，《婚姻法解释（一）》虽作出了相关规定，但还够周祥。笔者提出如下观点：（一）.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提起时间原则上适用于离婚的程序中，但过错方提出离婚的除外。我国新婚姻法在借鉴外国法基础上首次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确立离婚损害制度的国家，其一般都会把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提起的时间规定在离婚程序中。（4）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在因一方配偶单方过错而宣告离婚的情况下，该一方对另一方配偶因婚姻解除而受到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损失，得受判处负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另一方配偶仅在进行离婚诉讼之时，始得请求损害赔偿”（5）。依《婚姻法解释（一）》第29条规定来看，如果婚姻当事人没有进入离婚的法律程序，例如配偶一方存在着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给另一方配偶造成损害，但双方均没有提出离婚的，则不适用离婚损害赔偿。也就是说，无过错方配偶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前提是配偶一方须提出离婚的请求。离婚损害赔偿依附于离婚程序而存在，或言之，没有离婚的程序就没有离婚损害赔偿的程序。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原则上适用于离婚程序中，但有例外，从《婚姻法解释（一）》第30条第2项、第3项的规定来看，如果是过错方提出离婚胜诉的，无过错方可在离婚后一年内单独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诉讼。这是婚姻法对无过错方配偶的照顾，体现了法律正义的价值取向。（二）.离婚后一年的涵义。 《婚姻法解释（一）》第30条第2项、第3项规定，过错方提出离婚胜诉的，无过错方可在离婚后一年内单独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诉讼。“离婚后一年”的规定有歧义，即1. 不能明确“离婚”是指程序上的意义，还是实体上的意义；2.不能明确“一年”是指诉讼时效，还是指除斥期间。笔者以为，这里“离婚”是指实体上的意义，是指通过法律程序对配偶关系的解除；“一年”是指除斥期间。理由是：1.《婚姻法解释（一）》第30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将婚姻法第46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如果法院有书面告知当事人关于婚姻法第46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时，这时可以说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了。如果“一年”是指诉讼时效，那无过错方配偶应在法院告知权利义务事项后一年内提出损害赔偿。这与《婚姻解释（一）》第30条的立法原意有悖，所以“一年”是指除斥期间，不存在着中断、中止、延长。2.如果“离婚”是指程序上的意义的话，假如过错方提出离婚诉讼胜诉时，无过错方提出上诉时，离婚案件要经一、二审程程序，一、二审程序审理案件总的期间有可能超过一年，这与《婚姻法解释（一）》第30条第3项的规定存在冲突。（三）.离婚损害赔偿既可适用于诉讼离婚，也可适用于登记结婚。离婚程序包括诉讼离婚和登记离婚两种法律程序。婚姻法第46条规定，过错方有第46条规定的行为之一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但规定为在哪种离婚程序中可提出，且《婚姻法解释（一）》也作出规定，笔者以为，离婚损害赔偿也适用登记离婚程序中。例如配偶双方私下提出协商离婚的，虽未到民政部门去登记离婚，无过错方也有权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对于损害赔偿数额问题可由配偶双方私下协商解决。
　四、离婚损害赔偿数额评定原则
离婚损害赔偿实质是精神损害赔偿，而精神损害是无形的，具有不能用金钱评价的性质。《婚姻法》第46条规定了无过错方可以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对于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具体数额的评算、确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是一个比较难以把握的问题。虽然，《婚姻法解释（一）》第28条规定，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有关规定来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但《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只作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比较难以操作，这也许是立法和司法的无奈。笔者以为，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定，可以借鉴外国法的规定，作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原则。
（一）.法官自由裁量原则。这一原则，是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的基本原则。一般认为，法院 “应该斟酌各种情况，以自由心证之原则来量定，并且没有必要显示该数额的算定依据”。（6）　《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0条的规定给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提供的立法依据。该解释第10条第（五）.（六）项规定因素的确定方法，实际上是法官自由裁量原则。离婚损害赔偿实质是精神损害赔偿，依《婚姻法解释（一）》第28条规定，处理这类案件时，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有关规定来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二）.适当合理原则。这一原则为瑞士、哥伦比亚所采用。例如《瑞士债法》第49条第2款规定“人格关系受侵害时，以其侵害情节及加害人过失重大者为限，得请求抚慰金”。《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0条的规定，实际上是法官自由裁量原则的规范。法官个人认识的差别，内心确认的赔偿数额差距大，容易导致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差别太大，从而影响司法的统一和法律的权威。衡量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尺度是否正确，需一个合理的标准，。赋予适当合理原则，以弥补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所引起的问题，这对于评定精神损害有重要的意义。精神价值的体现是在于金钱数额，只有赔偿数额与受损程度相当，选择一个正当合理的赔偿数额范围，才能体现法的公正、公平。另外，赔偿数额还应结合侵害人经济能力考虑，既不能赔得太小，也不能赔得太大。赔得太小，达不到赔偿的目的，同时惩戒不了侵害人，赔得太大，超过侵害人承担的经济能力，使得判决成为一纸空文，反而破坏了司法的权威。因此，适用适当合理原则，可以惩罚侵害人，同时也不让受害人占经济上便宜，从而达到规范社会目的。
适用适当合理原则，还应当结合当事人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来制定赔偿的最低和最高的数额，使赔偿数额具体化和定量化。
（三）、从实际出发原则。由于个案的差别性，即每个案件中，侵害人过错程度、侵权情节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损害后果也是不一样的。无过错方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时，要准确地确定过错方的赔偿责任，就需要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综合评算出赔偿数额。侵害人对损害后果的认识程度及主观故意形态不同，那其过错程度也就不一样。如侵害人对损害早已预见且希望后果的发生比侵害人对损害可能预见而只是放任态度的过错程度较深。对于前者承担赔偿责任应要重一些。另外，可以从侵害人的侵权手段、行为方式、场合、范围、次数等认定侵权的情节是轻微，还是恶劣。从 婚姻法46条规定四种情形来看，“重婚”与“与他人同居”、“虐待家庭成员”与“实施家庭暴力”的情形相比，前者比后者的侵害情节要恶劣、过错程度要深一点。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前者比后者应重一点。
（四）、个人负责与连带责任相结合的原则。在离婚案件中，由于第三者插足而引起的，占有较大的比例。为了防止第三　者非法干预、妨害、破坏他人的婚姻关系，可以援引此原则。婚姻法第46条虽没有规定无过错方可以向第三者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但不能以此否定追究第三者赔偿责任的可行性（具有原由已在上文阐述过）。配偶一方与他人重婚、同居过错行为的发生，对于无过错配偶来讲，第三者是罪魁祸首。过错方配偶是因婚姻法第46条第（一）、（二）项情形而引起离婚的，第三者应对无过错方配偶丧失配偶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引进此原则，能更好地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使损害赔偿责任更好地落实到过错方。
作者单位：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2002年10月5日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2007年9月21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83号)

《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已经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7年9月2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2007年9月21日

第一条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加快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应当保证宪法、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在本地的贯彻执行，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依照本地实际，可以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

第三条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及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尊重和依法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使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第四条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应当依法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领导干部。

第五条上级国家机关所作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该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六十日内给予答复。

第六条上级国家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保障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行使自治权，并根据自治县的特点和需要，帮助自治县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七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比照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政策对自治县予以扶持。优先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并在项目立项、配套资金和技术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八条上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到自治县帮助解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困难和问题。

第九条上级财政应当充分考虑自治县的公共服务支出成本差异，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式，逐步加大对自治县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证自治县的国家机关正常运转、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正常经费的支出。

对因国家出台的税收减免政策的影响造成自治县财政减收的部分，上级财政在安排转移支付时应当给予照顾。

第十条省、有关设区的市和自治县财政应当设立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民族乡补助金以及少数民族工作特需经费、民族事业费，并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

第十一条上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协调和鼓励省内外的经济发达地区和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到自治县投资，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交流和协作。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自治县吸引外来投资，发展对外贸易，并支持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和企业、个人优先在自治县实施援助项目。

第十二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扶持自治县的民族贸易、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的生产，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投资、税收和财政政策方面给予照顾。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贷款贴息相对于中央财政的本省配套资金部分由省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给予支持。

第十三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自治县实际，优先在自治县合理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省财政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和政策性银行贷款应当适当增加用于自治县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

国家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自治县承担配套资金的，适当降低配套资金比例。属于国家、省扶贫开发重点县和财政困难县的，免除配套资金。其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属于地方事务的，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建设资金负担比例全额安排。省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治县的配套资金比例，应当低于省对国家、省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比例。

第十四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对自治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帮助自治县多渠道筹集资金，采取多种方式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安排国家、省公路干线新建、改建项目时，应当优先考虑自治县，并按照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标准给予投资补助。

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扶持自治县加强县、乡公路建设，在安排项目补助资金时给予照顾。

在自治县征收的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和摩托车养路费，除上缴税费外，全额核拨给自治县，用于当地县、乡公路的建设和养护。

第十五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自治县合理开发利用当地的矿产资源，并在使用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价款和采矿权价款，安排地质勘查、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遗迹保护等项目方面予以支持。按照开发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的原则，对输出自然资源的自治县给予合理补偿。

第十六条在自治县征收的建设项目的耕地开垦费，应当优先安排用于自治县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在自治县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除上缴中央财政部分外返还自治县，专项用于基本农田的建设和保护、土地整理、耕地开发等支出。

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制定和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应当对分配给自治县的建设用地指标给予照顾。

第十七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对自治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支持位于山区、坝上地区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自治县进行退耕还林还草、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及防治污染等工程建设，并建立生态建设补偿制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支持等措施，对为国家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自治县给予合理补偿。

在自治县征收的集体林育林基金全部留给自治县按照国家规定使用。统筹使用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应当对自治县给予照顾，用于森林植被的恢复和森林资源保护方面的开支。

对自治县人工商品林的采伐，应当优先安排木材生产计划，满足经营者的木材生产需求。自治县森林经营者或者所有者应当加大人工抚育力度，改善林分质量。

第十八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优先在自治县安排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建设项目，并在安排环境检测站能力建设专项资金时给予照顾。

第十九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在项目、资金、物资的安排使用等方面对自治县给予照顾，支持自治县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开发水资源，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发展节水农业、旱作农业、高效农业、设施农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在安排使用上级国家机关征收的水资源费时，应当对有关自治县给予照顾，主要用于对水资源的节约、保护、管理以及合理开发。

第二十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自治县的扶贫开发，并在项目和资金安排方面对自治县予以重点支持。坚持和完善帮扶机制，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为重点，明确对口帮扶的任务和要求。国家和省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应当对自治县给予照顾。对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地区、自然灾害多发区、生态保护区的各族群众实行异地移民搬迁，对国家补助的相关资金，上级财政应当按照一定比例予以配套。

第二十一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将自治县的旅游业纳入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支持自治县合理开发旅游资源，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旅游产业，并鼓励、支持和引导自治县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

第二十二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帮助和指导自治县制定小城镇建设规划，并在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予以支持。

自治县小城镇建设用地的出让金、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公用事业附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除上缴国家的部分外，全额返还镇财政，专项用于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二十三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和引导自治县建设农产品、畜产品、矿产品和其他地方特色产品的交易市场，促进自治县商品的流通。

第二十四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增加对自治县教育事业的投入，用于自治县教育的基础建设投资比例应当高于非自治县。省财政应当安排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资金，用于解决自治县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特殊困难和突出问题。

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帮助自治县发展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帮助自治县培养和培训师资力量，对到自治县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给予优惠待遇；鼓励社会力量在自治县依法办学，发展民办教育；采取措施，资助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第二十五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帮助自治县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加强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和帮助自治县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重点扶持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自治县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和发展当地的民族文化产业。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定期举办全省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繁荣民族文艺创作，提高少数民族的文艺水平。

第二十六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在安排资金时给予照顾；支持自治县开展少数民族古籍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并对濒临失传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工作给予一定数额的经费补助。

第二十七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帮助自治县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培养和储备优秀少数民族体育人才，挖掘和保护濒临失传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展健康、文明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定期举办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第二十八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扶持自治县发展科技事业，帮助自治县制定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纳入本级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在安排省、市科技计划项目时，加大对自治县的扶持力度，支持自治县提高当地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上级人民政府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及有关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应当将符合自治县发展特点的科研开发和培训等项目优先安排在自治县，对自治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给予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帮助自治县加强科技普及工作，开展先进适用技术的培训和推广，加大科技扶贫的力度。

第二十九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帮助自治县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加大对自治县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力度，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对自治县医务人员和卫生保健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应急能力；加强对自治县妇幼保健、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组织建设的支持力度；支持和帮助自治县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控制传染病、地方病，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优先帮助自治县建立健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并在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予以支持。

第三十条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帮助自治县从当地民族中培养干部，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年轻干部、妇女干部，加大对自治县各族干部的培训力度。

上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领导人员中应当合理配备少数民族干部。在录用和聘用国家工作人员或者采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方式配备各级领导干部时，应当确定相应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少数民族人员。

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应当协助组织、人事部门做好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

第三十一条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帮助指导自治县制定人才开发规划，培养使用各类人才；鼓励和支持各类人才到自治县发展、创业，为其提供优惠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其家属和子女在就业、就学等方面给予照顾；采取政策扶持、安排专项资金投入等措施，帮助自治县培养各类人才。

在回族自治县工作的其他民族干部职工，应当享受国家规定的当地回族干部职工的生活补贴。

第三十二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帮助自治县建立和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并对资金缺口适当给予解决，以形成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三十三条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帮助自治县开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适用技术培训和劳务输出工作，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第三十四条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辖有自治县的市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根据本规定制订具体办法。

第三十五条省人民政府确定的“民族县”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适用本规定。

第三十六条本规定所称“上级”是指省及辖有自治县的市。

第三十七条本规定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