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委印发《国家民委关于加强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工作的意见》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国家民委印发《国家民委关于加强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工作的意见》
近日，国家民委印发了《国家民委关于加强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工作的意见》，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宗）委（厅、局）：
根据2008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民委“三定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切实抓好工作落实的意见》（国办发〔2008〕120号）的要求，为切实加强党和国家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推动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现就监督检查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工作的重要性
（一）加强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对做好民族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关系到提高民族工作部门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关系到推进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二）加强监督检查工作是新形势下贯彻落实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同时十分重视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监督检查工作，推进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党和国家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方面，目前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新形势下，必须进一步加强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贯彻落实的监督检查工作。
（三）加强监督检查工作是民族工作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国家民委“三定规定”，增设了监督检查司，明确了民族工作部门对党和国家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的职责，强化了监督检查工作，这就要求监督检查工作必须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促进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民族工作部门要充分认识监督检查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增强做好监督检查工作的自觉性，努力开创监督检查工作新局面。
二、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总体目标
（四）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着力推动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解决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五）主要任务。要根据“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这个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监督检查的主要任务是，对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民族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行监督检查；对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贯彻落实进行监督检查；对各项民族事业发展规划贯彻落实进行监督检查；对有关部门履行民族工作相关职责，促进民族政策在经济社会事业领域的实施、衔接进行协调、推动；对国家民委和本地党委、政府有关民族工作重要决定、决议贯彻落实进行监督检查等。
（六）总体目标。经过努力，监督检查工作队伍建立，素质和作用不断提高；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建立，工作有效开展；监督检查各项工作制度健全，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监督检查工作力度明显增强，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
三、监督检查工作的原则
（七）依法督查。要依照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行使职权，开展监督检查工作，推动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
（八）突出重点。要在全面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的同时，围绕中心工作，把握全局，突出重点,把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民委有关民族工作重大决策、部署，以及民族地区发展和稳定中的突出问题，少数民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重点，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九）务求实效。要把务求实效作为监督检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贯穿于监督检查工作的全过程，讲效率、求质量、重效果，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准确地了解情况，讲真话、报实情，善于发现和勇于反映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中带有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
四、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
（十）建立工作制度。要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建立监督检查工作制度，就公文审批、组织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反馈、培训监督检查干部、监督检查干部作风纪律、总结和宣传推广先进典型经验等作出明确规定，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的制度和机制建设。
（十一）建立报告制度。要定期向本地政府和上级民族工作部门报告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和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的情况；要及时报告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重大情况和突出问题；对本地政府和上级民族工作部门要求进行监督检查的事项，应严格按时限要求办结并报告。
（十二）建立协调制度。贯彻落实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涉及许多方面。要发挥好协调作用，建立与有关部门和下级民族工作部门联合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的协调制度和合作机制，彼此及时沟通情况、研究工作，充分调动有关部门和下级民族工作部门的积极性，形成合力，共同做好监督检查工作。
（十三）建立评估制度。要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和下级民族工作部门，对本部门、本地区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找出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对策建议，形成评估报告。
五、监督检查工作的若干要求
（十四）重视调查研究。要加强对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梳理和研究，总结经验和成绩，查找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对策建议。要结合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强对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研究，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提出工作意见，当好政府的参谋和助手。
（十五）认真开展监督检查。要根据监督检查任务的轻重、主次和缓急，制定监督检查工作计划，并协调、组织有关部门认真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监督检查工作中，要全面督查与专项督查相结合、计划中的督查与临时性的督查相结合。同时要加强对监督检查情况的研究，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典型和经验，要及时总结推广；对发现的矛盾问题，要及时反馈，提出完善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的意见和建议。
（十六）协调配合有关方面进行监督活动。要积极配合或参加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有关部门对贯彻落实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情况的监督活动，并加强与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的结合。要发挥部门网站作用，适时适度公开有关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贯彻落实情况。
（十七）注重监督检查工作的效果。对监督检查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中发现的问题，首先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以促进问题的解决。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加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整改的督查，提高监督检查工作的效率。方法包括：督查报告，即就监督检查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向本级政府报告相关情况，提出整改建议；督查整改通知，即就监督检查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发出整改通知书，提出整改要求；督查通报，即就监督检查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并对进一步贯彻落实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提出意见和要求；建议追究责任，即对监督检查发现贯彻落实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不力，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建议有关部门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建议立案查处，即就监督检查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中发现的违犯党和国家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的犯罪行为，建议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民族工作部门还要结合工作实际，积极探索和改进监督检查工作方法，不断提高监督检查工作质量和水平。
六、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的领导
（十八）加强组织领导。民族工作部门是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的主体，主要负责同志是抓落实的第一责任人。要把监督检查工作作为一项重要职责，放在突出位置，切实抓紧抓好。要充分发挥监督检查工作机构和人员的作用，并给予经常性的指导。要建立监督检查工作目标责任制，把监督检查工作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十九）加强队伍建设。各级民族工作部门要重视监督检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配备一定人员，负责监督检查工作。目前不具备建立监督检查工作机构的,要在相关业务单位明确监督检查工作职责，并指定专人负责监督检查工作。同时要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网络建设，要选择有关部门、乡村、企业、新闻单位、民族院校等，建立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监测点，聘请监测员；聘请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部分公职人员，担任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联络员。要有计划地对监督检查干部进行思想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监督检查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纪律严的监督检查工作队伍。
（二十）加强宣传教育。要结合监督检查工作，积极协调、组织有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强对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各族干部贯彻落实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推动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
（二十一）保障工作条件。开展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工作，需要一定的工作条件。要保障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工作经费，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以确保监督检查工作正常开展。
内容提要: 刑事诉讼是“国家权力（刑罚权）的实现方式”，还是“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反映了国家本位主义和社会本位主义下两种不同的刑事诉讼本质观。前者意在推行国家外造秩序，因此必然由国家官员主导，采职权调查模式。后者力图恢复社会内生秩序，因此必然由冲突双方主导，采当事人对抗模式。前者的目的在于准确地实现国家刑罚权，因此其价值也就在于发现真相。后者的目的则在于妥善地解决社会冲突，因此其价值在于利益平衡。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呈现出了从国家本位主义向社会本位主义过渡的转型期特征。
学界一般认为诉讼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而刑事诉讼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活动，也就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那么，刑事诉讼能否既是“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又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呢？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入手。
一、背景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有几个环节与诉讼及刑事诉讼的本质密切相关：
首先，国家是自社会中产生的，是社会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其最先是以中立的裁判者的姿态出现的。在诉讼产生之前，社会冲突主要靠血亲复仇来解决，这种通过消灭或者征服对方来解决冲突的方式本身就是一场更大的暴力冲突。因此，为了防止冲突双方在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中把自己和整个社会都消灭掉，就必须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来对冲突做出中立的评判。这个裁判者应当具有能够使冲突双方都愿意遵从其裁判结果的权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日益扩大，仅靠德高望重者的个人权威已无法胜任这一裁判者角色，因此，国家便以一种至少在表面上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的姿态应运而生了。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由于尚未形成国家的“自然状态”存在种种不足，因此，就需要“设置一个人所共知的权威，使这个社会里的每个成员在受到任何伤害或出现任何争执时可以向它申诉，而且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服从它的决定。”[1]（P． 461）这个“人所共知的权威”就是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国家。恩格斯也将国家的产生与社会冲突的解决联系了起来，他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2]（P． 170）可见，国家最初就是以社会冲突裁判者的身份出现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必须是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从而才能显示出其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的中立姿态。
其次，国家之公共利益代表人身份的取得使得其本身被卷入了社会冲突之中，并成为一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2]（P． 170）。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复杂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联系日趋紧密，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可能影响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但是，社会全体成员却很难通过由所有实际的个人联合起来的方式来直接确认和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因而必须寻求利益的代表者，国家便由此取得了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3]（P． 132）值得强调的是，国家所代表的这种公共利益是“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是抽象的利益，它可能确实符合社会全体成员的实际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并不符合。而正是由于这种“脱离”，导致国家成为一种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
再次，在社会与“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应当以社会为本位，还是应当以国家为本位的问题，也即谁是手段，谁是目的的问题。在国家本位主义下，国家力图凭借国家强制力统治和管理社会，国家统治本身成为目的，维护国家统治成为调整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在社会本位主义下，国家权力仅被用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国家统治并非目的，社会发展才是目的，防止国家权力过度扩张对社会自治形成不必要的干预，成为调整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而究竟是采国家本位主义还是采社会本位主义又取决于人们对“公共利益”的看法：如果认识到由国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是抽象的，是与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相脱离的，就会采社会本位主义。如果把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等同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则会采国家本位主义。
最后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问题，或者说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问题。国家与社会在客观上是不同的，前者是具有统一意志的“虚幻的共同体”，后者则是由人与人的不特定的交往所形成的现实的交往体系。但是，国家本位主义的发展最终将导致社会生活被广泛、普遍地纳入到国家的规划与管理之中，也即社会被国家化。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则意味着：在认识层面，要从国家与社会胶合的迷雾中发现国家与社会的区别，并树立社会本位主义的观念，防止社会为国家所吞噬。在现实层面，要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4]（P． 3）从国家权力阴影的笼罩中救赎出来。
二、本质分析：社会冲突解决方式和国家权力（刑罚权）实现方式
在私人冲突中，国家是超脱于冲突之上的，并由此获得了社会成员对其中立立场的普遍信任。此时，国家与私人裁判者一样，其权威来自于社会公信力，而非来自于国家强制力，诉讼则“主要是摹仿私人生活中可能要做的一系列的行为，即人们在生活中发生了争执，但在后来不得不把他们的争执提交和解。高级官吏谨慎地仿效着临时被召唤的一个私人公断者的态度。”[5]（P． 211）
然而，随着社会分工与社会交往的复杂化，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可能影响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一方面，一些过去仅被认为是侵害了直接受害人个人利益的行为开始被认为是侵害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即构成了犯罪。另一方面，国家取得了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也就取得了代表社会全体成员追究和惩罚犯罪的国家刑罚权。由此，各国刑事诉讼的本质出现了分化：一是演变为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对涉嫌侵犯此公共利益的个人予以调查和惩戒的活动，也即成为了国家借以实现其刑罚权的手段；二是保持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本质，由具有独立人格的裁判者，而非作为冲突之一方的国家来对冲突予以中立的裁判。
（一）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
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冲突：一方面，犯罪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侵害，放任犯罪即将社会全体成员置于了遭受犯罪侵害的危险之中，因此必须借助国家权力对犯罪施以惩戒；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滥用也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侵害，放任国家权力滥用也即将社会全体成员置于了遭受国家权力侵害的危险之中，因此必须对国家权力予以防范和抑制。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社会冲突就是既要依靠国家权力惩罚犯罪，又要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侵犯人权所形成的社会冲突。
要充分理解这一社会冲突，就必须以社会为本位，对该冲突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首先，由国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是一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抽象利益，这种抽象利益未必符合社会全体成员现实的共同利益。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共同利益或公益这两个术语直到今天仍是最难给出明确定义的概念，因此，由统治集团的利益所指向的几乎任何内容，都有可能被塞到这些概念当中去。”[6]（P． 2）并且，在因公共利益受到犯罪侵害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中，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实际上已经被卷入到社会冲突之中，其只能是冲突的一方当事人，而不能再出任裁判者，否则就违背了“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自然正义的基本原则。
其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利益也并非处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对立面，而是居于其中的。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是以所有不特定的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为内核的，脱离了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也就无所谓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社会全体成员中的一分子，从理论上讲，任何不特定的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此如果纵容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利益的侵犯，实际上等于是将社会全体成员都置于了可能遭受国家无端怀疑和任意侵犯的危险之中，因此，国家权力滥用所侵害的并不仅仅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利益，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换句话说，对犯罪的惩罚固然是对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维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同样也是对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维护。因此，控辩双方之间的冲突绝非简单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再次，冲突的解决应有利于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而非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因此，只有当冲突的裁判者作为社会普通成员的代表，而非作为国家的代表来对冲突予以中立的裁判时，才最有利于维护这一现实的共同利益。而充任裁判者的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在现实社会中有两种：一是陪审团，二是独立的法官。陪审团本身就是由随机抽取的不特定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因此当然是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英美夸张的说法里，陪审团审判是惟一公正的审判方式[7]（P． 260）。至于独立的法官，是指法官应当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非国家的代表，来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作出中立的裁判，其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性来自于这样的假设：每一个具有良知和理性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都会做出同样的判断。司法独立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二）作为国家权力（刑罚权）实现方式的刑事诉讼
将刑事诉讼作为国家权力（刑罚权）的实现方式，反映了对犯罪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关系的简单化理解。一方面是将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等同于了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是将本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之内核的个人利益置于了公共利益的对立面。由此，复杂的利益关系就被简单化了，刑事诉讼也就相应地被简化成了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对涉嫌侵犯此公共利益的个人予以调查和惩戒的活动。在此种刑事诉讼中，国家不再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而是被卷入到社会冲突之中，并且凭借国家强制力成为冲突中具有话语权的一方。其参与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中立裁判，而是为了惩罚侵害了由自己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个人，从而从一个裁判者演变为了一个治罪者。刑事诉讼也随之脱离了诉讼原有的由冲突双方和中立的裁判者所组成的三方构造，而演变为实质上的两方构造，一方是拥有刑罚权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国家刑罚权所指向的个人。即便是检察制度的确立使得刑事诉讼具有了三方构造的外观，但是，只要法官是代表国家的而不是独立的，是以惩罚犯罪而不是以中立裁判为己任的，刑事诉讼作为国家权力实现方式的本质就不会改变。换句话说，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控审分离和裁判者中立，刑事诉讼也就只能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
三、功能分析：内生秩序促成型与外造秩序推行型
哈耶克把秩序分为两类，一是源于外部的“人造的秩序”，它是指由某人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或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6]（P． 55）；一是源于内部的、自生自发的“增长的秩序”，它是众多人之间的互动模式所显示出的一种并非任何人可以创造的秩序，是许多人的行动的产物，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6]（P． 56）。我们可分别称之为“外造秩序”和“内生秩序”。
“社会”这一术语所描述的正是一种由人与人的不特定的交往所形成的自生自发的整体秩序[6]（P． 68）。至于国家，从其产生来看，它是社会内生秩序的一部分，哈耶克曾援引弗格森的话说，即便是国家的建立也是偶然的，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8]（P． 59）。恩格斯也说过：“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2]（P． 170）但是，国家一旦产生，就会试图凭借国家强制力来管理和控制社会，推行一种以国家意志为导向的外造秩序。
从功能角度来看，作为国家权力实现方式的刑事诉讼是一种“外造秩序推行型”刑事诉讼，其功能就在于推行符合国家意志的外造秩序；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则是一种“内生秩序促成型”刑事诉讼，其功能就在于促成社会内生秩序的恢复。前者以国家为本位，将犯罪视为是对国家统治秩序的破坏，而维护或恢复秩序的方法就是要对破坏了这种秩序的个人予以惩罚和对潜在的秩序破坏者予以震慑，刑事诉讼也就由此被设计成了国家依靠强制力来确定谁是犯罪人和惩罚犯罪人的一种犯罪调查活动和治罪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国家实际上是要推行其所期望的统治秩序；后者以社会为本位，其力图为冲突双方提供一个中立的论坛，期望能通过由冲突双方共同主导的诉讼来促成社会内生秩序的恢复，其对司法独立的强调，也正意味着，司法权不应当成为国家旨在实现特定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权力[9]（P． 59）。
四、模式分析：当事人对抗模式与职权调查模式
刑事诉讼的本质决定着刑事诉讼的模式，反之，刑事诉讼的模式也反映着刑事诉讼的本质。我国的模式理论主要关注于刑事诉讼的历史发展，划分类型多而凌乱。西方理论则大多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将刑事诉讼划分为两种具有一定对立特征的模式，这些对立特征恰恰是对刑事诉讼不同本质的反映。其中，有代表性的划分包括“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争斗模式”与“家庭模式”、“弹劾模式”与“纠问模式”、“对抗模式”与“非对抗模式”等。那么，在这些众说纷纭的模式划分理论中，哪种划分更能揭示出刑事诉讼的本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