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

楼杰科译


4-1 刑事犯罪的心理要素
大多数严重的刑事犯罪除了要求有犯罪行为外，还要求被告人有特殊的心理状态，通常称为犯罪心理。许多较轻的犯罪不要求有犯罪心理，而仅需证明被告人造成禁止的危害。这些犯罪通称为严格责任犯罪，将在第6章里分别讨论。它们趋向于是量刑较低的犯罪，并且目的在于阻止特定的危害而不是进行道德责难。多数严重的犯罪要求证明有应受谴责的心理状态，例如被告人想要或预见特定的危害。可以依据好几个理由证明犯罪心理要件是正当的。如果制罪旨在威慑罪犯，那么仅适于惩罚故意违反刑法的人。同样地，如果刑事定罪含有非难要素（见第1章3），那么刑法应该要求有罪的心理状态。当然，仅因为被告人有犯罪心理，不能得出他必定有罪过的结论，因为他可能有辩护理由。例如，被告人可能故意杀害他人但是如果杀害是自我防卫那么被告人就没有谋杀的罪过。所以犯罪心理要件仅是法律评价被告人是否应受刑事责难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制定法或普通法上的犯罪定义可能包含着一个十分精确的被要求的犯罪心理形式（诸如买卖赃物案中的“知道或相信商品是偷来的”，《1968年偷盗法》s.22）。但是在某些案件中，定义或者使用像“有敌意地”等一般词语或者根本不暗含任何要求的心理要素。这意味着法院必须决定如果要求有心理要素那么要求的是何种心理要素。
在刑法的该领域内学院派法律人与许多法官之间存有许多分歧。法官们本身就并不全部一致或者他们的观点并未完全一致，这使重新制定以及修改刑法的任务更有必要且更加困难。例如，一个反复争论的问题涉及刑法应在何种程度上定义“犯罪心理的词语”诸如“意图”或“希望”的精确含义。许多法官认为这些词语最好留给法院来确定以便陪审团（或者治安法官）能够赋予它们通常而“常识”的含义（见第2章的热点讨论）。该领域内另一主要的争论，在第1章4中已提及，是法律是否应该要求证明主观的心理状态，或者是是否应该适用客观标准。
因为犯罪的犯罪行为可能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要素，所以可能对这些要素要求不同的犯罪心理；所以犯罪的犯罪心理可能由好几个要素构成。买卖赃物罪要求买卖行为是不诚实的，也要求明知或相信商品是偷来的。夜盗罪，依据《1968年偷盗法》s.9（1）（a），要求侵害人意图实施意图偷窃等一系列犯罪中的一种犯罪而进入建筑物，并且外加被告人知道他作为侵害人进入建筑物，或者认识到他可能是侵害人而进入建筑物。夜盗罪的例子很有趣，因为虽然（例如，意图偷窃）法条中特别提到意图，但是侵害人的犯罪心理则没有提及：它已包含在法院的犯罪定义中。在心理要素未在定义中规定时，犯罪心理的形式经常由法院确定。在Tolson案中，Stephen说：
“不同犯罪的心理要素差异很大……每一犯罪的完尽定义明确地包含着或暗含着有关心理状态的命题……现今被法律或其他方式定义的犯罪比以前定义的犯罪要精确的多……但是留下一些不明确表述心理要素的犯罪是一般的——我认为可以说永恒的——立法实践。”
因此一般原则是犯罪可能包含好几个不同的犯罪心理要素，并且其中一个或多个可能在定义中留下了不明确的表述，而由法院来确定。
应该注意的是虽然犯罪心理一词字面上意味着“有罪的心理”，但是即使被告人无责，他也可能有犯罪心理。例如，在Yip Chiu-Cheung案中，被告人是卧底反毒警察，和毒品走私犯共同安排毒品输入从而有效地揭露了一个毒品走私团伙。法院判决他可以被说成是意图共谋安排毒品输入。他怀有良好动机地行为不影响犯罪心理是否存在的问题。

4-2 犯罪心理的不同种类
如我们所强调的，虽然每一犯罪都有自己的犯罪心理，但是有许多犯罪心理词语经常在犯罪定义中出现，并且这些词语需要被检验。它看起来符合逻辑，并且期望刑法拥有概念“图书馆”，具有明确的定义，然后能够适用于各种犯罪：它使起草，解释以及适用刑法更加容易并且更加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1978年法律委员会有关犯罪的心理要素的报告以及附随法案草案的目标；它也影响了1985年法律委员会公布的刑法典草案以及随后的报告。实践中，旨在发展一套有严格定义的犯罪心理术语是有问题的。不仅有涉及上面（见第4章1）有关犯罪心理词语是否可以定义地太僵化的争论；起草定义诸如“意图”这种适用于例如，偷盗，谋杀，未遂，以及刑事损坏等广泛不同的犯罪的词语也有困难。在英国的法律制度中后一问题由于法院总是从各案因而是特定犯罪的角度来确定词语的含义而更加恶化。结果就要知道同一词语，如“意图”，在两种不同犯罪中的不同含义。这种情况不可以被视为符合逻辑的或者可取的，当然它不会使解释或适用刑法更加容易。或许法官最近避免定义犯罪心理词语而更愿意相信在其最低程度指导下的陪审团常识是对该问题作出的反应。
我们将讨论三种主要的犯罪心理概念：意图，卤莽以及疏忽。它们可以被视为尺度，意图是最严重的犯罪心理形式，卤莽其次，疏忽最轻。

4-3 意图
4-3-1 意图起着不同的作用
人们早已注意到犯罪心理术语在刑法中可以发挥各种功能。特别是意图，更是如此。例如Jeremy Horder（1995年Horder）认为“意图”一词有四种不同的功能。

1、“构成危害”
意图可以用于“构成危害”，这意味着有意图地实施行为才构成犯罪，否则就无责。例如意图安全进入未授权的资料库而使用计算机，我们将在第14章中看到这一犯罪。很显然，使用计算机本身没有危害，而意图使行为应受刑事制裁。

2、保护自主
意图要件也可以用来保护自主。它可以发挥限制犯罪潜在范围的有益功能。这在考虑心理伤害时特别相关。虽然法律可能希望惩罚意图引起被害人心理伤害的高视阔步者，但是法律不愿惩罚使考生测验不及格并意识到会给考生造成心理伤害结果的测验者。意图要件有助于区分这些情况并且判高视阔步者有罪，但不判测验者有罪。

3、危害的性质
意图可以是危害的重要方面。有意图的推会被被害人认为比意外的推更严重。有意图的伤害不仅造成被害人的身体伤害，而且也证明未将被害人当作个人来尊重。

4、可责性的要素
最后，意图可以作为决定被告人应受谴责程度的要素。因此有意图的杀害被视为谋杀罪，反之卤莽杀害是稍轻的犯罪，即过失杀人罪。

4-3-2 意图的含义
依照意图可以起的不同作用，“意图”一词已证明法院很难界定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中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是不会令人惊讶的。事实上法院很少必须考虑“意图”的确切含义。这部分是因为仅意图就满足犯罪心理的犯罪不多；更普遍是犯罪心理包括卤莽的犯罪。就这些犯罪而言，就无需区分卤莽和意图。这意味着意图与卤莽之间的界限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并非经常具有实践的重要性。但是，有两个理由需要检验意图。第一个理由是概念上的：意图被称为“自决行为的范例”；即，想要结果使自己与该结果之间的联系程度要比卤莽或疏忽的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意图是最严重的犯罪心理形式。第二个理由更注重实践。多数有关意图的案件发生于意图和卤莽之间的区别标记着谋杀与过失杀人之间的区别的凶杀情形。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说行为人想要特定的结果呢？所有有关意图的案件的统一论题是应该赋予该词通常含义。因此意图的核心含义就是在某人想或希望结果发生时想要该结果。在犯罪未遂情况下处理意图含义的Mohan案中，James勋爵兼首席法官解释意图是指“目标”或“引起特定结果的决定”。他认为这与结果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发生无关。你可以通过希望杀死被害人而向他开枪表明想要杀死被害人，即使他离你很远而你不可能成功杀死他。
同样清楚表达的是“意图与动机或欲望有所不同”（Bridge勋爵在Moloney案中）。这意味着法律不关心被告人为什么行为。所以例如，在“安乐死”案件中，即使可能有善良的动机（结束被害人的疼痛和痛苦），还是有杀害意图。在Hyam v. DPP案中，被告人的动机可能是嫉妒，或者是急切地吓唬意图中的被害人使他离开该区，但是法院仅对被告人是否意图杀害或严重伤害他人感兴趣。像这种情况，动机仅是证明意图存在的方法，它使被告人更可能有必需的意图。
因此，意图的核心定义就是被告人实施行为时的目的。这被认为与该词的通常理解相符，所以Bridge勋爵在Moloney案中提出一个“黄金规则”——有关意图的含义法官无需具体的指导陪审团。陪审团仅需使用该词的通常含义。
但是在疑难案件中（“罕见而例外的案件”（Gregory and Mott）），可能必须给出进一步的指导。这些案件是当被告人实施行为是为了引起一个特定的结果但是十分可能引起其他结果。常被引用的例子（来自于法律委员会的报告）是行为人怀着炸毁飞机上的货物而获得保险金的目的将炸弹放在飞机上。虽然他的目的只是炸毁货物（事实上他乐于飞行员能逃生），但他意识到飞行员的死亡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预见足以等于杀害飞行员的意图吗？
法院对该问题有严重的分歧。为了完全理解法律就必须看一看上议院讨论该问题的三个案例：

1、Moloney案
在Moloney案中，Bridge勋爵坚决区分了意图与结果可能或大概会发生的预见。依他的看法，为该案的其他法官一致接受，预见结果十分可能发生仅是意图的证据，而不是意图本身。证明预见是证明意图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但是两者不应被混淆。所以在法律委员会的投炸弹者案中，投炸弹者预见飞行员会死的事实是投炸弹人意图杀死飞行员的证据，但本身不等于意图。
Bridge勋爵觉得在多数案件中不需要给陪审团意图的定义，而且参考预见会使两者混淆，因此没有必要。但是，在事实要求审理法官讨论预见的案件中，Bridge勋爵给予了如下“指导”：
“我认为法官只需让陪审团考虑两个问题。首先，谋杀案（或者在其他案件中必须证明有意图引起任何相关的结果）中的死亡或严重伤害是被告人自愿行为的当然结果吗？其次，被告人预见的结果是其行为引起的当然结果吗？应该告诉陪审团的是如果他们肯定地回答这两个问题，那么据此可以得出被告人意图引起该结果的正确推论。”
Bridge勋爵没有比这更具体的定义意图。什么是“当然结果”？Bridge勋爵没有说出它的含义，但是他的判决总体上清楚地表明它意指除非有意外介入否则本质上必然会发生的结果。但是，关于“当然结果”一词含义的疑问导致了（Moloney案后不久）其他案件上诉至上议院。

2、Hancock and Shankland案
在Hancock and Shankland案中，上议院赞成Bridge勋爵对意图的解释。Scarman勋爵，写了该案的上议院判词，肯定“预见不必然意味着意图的存在，虽然这在考虑了陪审团可能认为他有权推导出必需的意图的其他所有证据后可能是事实。”但是，Scarman勋爵感到引用上面的Moloney指导原则是有缺陷的，因为“当然结果”一词很可能被误解。它很可能被认为“当然”意味着没有事是非当然发生的并且该词未传达Bridge勋爵所想之近乎无疑的意思。Scarman勋爵认为应该清楚的告诉陪审团结果的可能性越大，就更可能预见结果而且结果是意图中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他也感到具体的指导原则不可能给审理法官多大的帮助，审理法官应该鼓励陪审团运用它的常识依据特殊案件的事实作出判断。
国家粮食局


关于印发《2009年全国粮食行业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粮办政〔2009〕4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

　　为做好2009年全国粮食行业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根据《全国普法办公室关于印发<2009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的通知》（普法办〔2009〕4号）精神，我局制定了《2009年全国粮食行业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组织落实。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2009年全国粮食行业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

　　
　　2009年全国粮食行业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总的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粮食行业“五五”普法规划，围绕粮食流通中心工作，服务三农，服务民生，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扎实推进依法治理，努力提高粮食行业干部职工的法律素质和依法治理水平，促进依法行政，实现依法管粮。

　　一、坚持服务科学发展，全面推进粮食行业“五五”普法规划贯彻落实

　　1.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用符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来研究、谋化、推进粮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切实加强服务和促进科学发展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工作的各环节、全过程。

　　2.深入开展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的宣传教育。加大宪法宣传力度，把宪法宣传教育纳入年度各项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努力提高粮食流通行业人员特别是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宪法意识，在粮食流通行业形成学习贯彻宪法的热潮，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

　　3.继续抓好两部条例的宣传工作。今年是《粮食流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五周年、《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六周年。要在前几年学习宣传活动的基础上，结合粮食流通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围绕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因地制宜，创新宣传方式，积极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将条例的贯彻落实工作推向新高度。

　　4.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加大行政法规的学习宣传力度，提高粮食行政管理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促进依法管粮。学习宣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为粮食企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安全生产、劳动和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粮食流通行业的安全生产意识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意识。加强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为落实好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部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坚持分类指导，切实加强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

　　5.深入贯彻落实粮食行业“五五”普法规划和决议，切实抓好面向全社会的法制宣传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学法用法工作的指导意见，推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

　　6.认真开展公务员学法用法活动，推进“法律进机关”。把法制学习作为机关学习的重要内容，结合各职能部门工作职能，制定学法用法计划，认真组织实施。坚持和完善党委（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法制度、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法制讲座制度、法律培训制度、考试考核制度，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用法经常化、规范化。

　　7.面向种粮农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推进“法律进乡村”。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搞好法律服务，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推进农村依法治理”要求，深入乡村、集市，宣传国家惠农强农政策，宣传法律法规中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的有关规定，告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途径和方法，增强粮食生产者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

　　8.加强对粮食消费者的法制宣传工作，推进“法律进社区”。利用社区普法广场、法制宣传栏、法制长廊、电子显示屏等法制宣传载体，向广大消费者普及粮油消费知识，引导科学合理消费粮食，倡导节粮爱粮。

　　9.加大对粮食经营企业的法制宣传力度，推进“法律进企业”。积极引导粮食经营企业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重点宣传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履行的义务，培养粮食经营者树立诚信守法、依法经营、依法办事的观念，提高依法经营的自觉性。

　　三、深入开展依法治理，积极推进依法行政示范创建工作

　　10.加强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依法加强对粮食质量、卫生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粮食储存和消费安全。加大对粮食收购环节损害农民利益案件的查处力度，依法规范粮食收购秩序。加强对储备粮、军粮供应、最低收购价粮食和国家临时存储粮食等政策性粮食的监督检查。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比较关注的涉粮案件，加大查处力度，依法严肃处理。

　　11.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按照“三定”方案和现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认真梳理行政执法依据，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积极探索建立执法质量考核考评制度，提高依法治理的效果。

　　12.进一步总结推广经验，推进依法行政示范创建工作。按照《国家粮食局关于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意见》（国粮政〔2005〕55号）要求，加强对本地区粮食依法行政示范单位的指导，总结依法行政示范创建活动的经验，并通过座谈会等形式交流推广，积极推进粮食依法行政示范创建活动。

　　四、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努力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

　　13.充分发挥各种媒体的作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新闻媒体，利用国家粮食局政府网站、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网站等互联网平台，办好粮食法制宣传栏目。在公共场所建立固定或流动的法制宣传设施，利用移动电视、车载电子显示屏等，不断扩大法制宣传的效果。

　　14.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法制宣传。进一步丰富法制宣传的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实用性，通过开展法制文艺汇演、法制报告会、法律知识竞赛、法制教育征文、演讲比赛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切实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

　　15.认真组织开展“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充分利用各种专项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组织开展专项法律的宣传日、宣传周和宣传月活动。

　　五、加强领导，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16.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健全普法机构，明确普法职责，协调好普法机构与其他处室的工作衔接。加强普法队伍建设，做好法制宣传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培养普法骨干。对普法依法治理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宣传。保障普法经费，安排专项经费用于普法教育和宣传，从机构、人员、经费等各个方面确保粮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