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法官造法是法官在裁判具体案件时，根据自己对法律的适用与理解，做出具体判决，这个判决可能突破相关法律抽象的规定，使得判决有了立法的意味。它能够弥补法律漏洞和法律缺陷，提高司法效率。但是两大法系对法官造法的态度有所不同。英美法系国家更强调司法者造法的机制，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强调立法者造法的功能，然而，由于两大法系间的相互借鉴，判例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在法治发展中也应该关注法官造法的规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官造法的功能，充分发挥判例在司法中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法官造法 自由裁量权 法社会学
法是人造的，又不完全是人造的；造法不是一种纯粹的创造活动，而应该是人类在发现法的客观规律和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的“制造”。英美法系国家更强调司法者造法的机制；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强调立法者造法的功能；但是二者的发展历史却呈现出殊途同归的趋势。判例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中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官造法的功能。本文的写作方法主要采用了法律社会学①和现实主义法学②的方法。
一、法官造法的理论分析
（一）法官造法的概念
两大法系对法官造法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从总体上来说，绝大部分学者对法官造法的看法是大同小异的，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英美法系学者对法官造法的一般解释有：法官造法是指法官在处理个案时遇到法律适用问题而酌情做出决定解释或创造法律的权力，并且这种解释或创造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平和合理的；法官造法是指法院或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对法律进行再解释，意味着法官或法庭对法律规定或原则的界限予以厘定；法官造法是指法官所拥有的基于自己的判断而对法律漏洞所做出的根据一定的原则而对法律进行解释或创造。大陆法系学者对法官造法的一般解释有：法官造法是英美法系国家赋予法官在某种情况下所行使的一种权力；法官造法是指法官根据正义、公平、正确和合理的原则，对案件所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法官造法就是法官在司法适用中，在一定事实和法律基础上对所作出的对法律的再解释或再创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对法官造法的概念进行描述：法官造法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法律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基本精神以及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原则或道德原则在缺乏法律明确指引的情形下，对法律所做出的解释或再创造，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
（二）法官造法的理论基础
自近代以来，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对于法官造法始终是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以笛卡尔和卢梭等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智识和道德的禀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1]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17、18世纪盛行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对成文法规则采取绝对的信奉，他们相信：法律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法律是人在其理性和智识的作用下精心设计的结果，是人类可以驾驭的人为创造的产物，是人类能够积极、主动扩展的策略。只要人类制定出完善、周密、清楚的法律，把一切社会关系都置于法律的调整之下，构建出健全的法律体系，就能规范和奠定社会秩序。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常重视立法工作，大力开动立法机器，指望通过大规模的立法活动，作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带动或推动社会的发展。这种观点被19世纪欧洲大陆的德、法等国非常推崇，概念法学或法典万能主义就是这种思想的结果，后来发展到极端，欧洲大陆国家无不希望制定一部完美的法典，巴不得写下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法条，比如法国民法典的制订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预见一切，简化一切”，再如1794年的《普鲁士地方普通法典》就有17000多条，1832年俄国法律汇编也竟达42000多条，从那时开始，国家制定法或法典化极为普遍，法规的数量之多，内容之庞杂真是令人叹为观之。
概念法学秉持理性主义信念，对人类的理性能力和语言力量深信不疑，他们强调法律的逻辑理性，坚持“成文法至上”和“法典之外无法源”。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构建一个上下之间层次分明，层属关系结构严谨的“法律体系”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法律体系可以把世间万物需要法律规范的东西涵盖进去。成文法体系或法典是“被写下来之理性”，它不存在任何漏洞，人类制定的法律具有“逻辑的自足性”或“论理的完结性”，法官们探求法律意思，寻找法律理由，只需依“概念而计算”，或纯粹的逻辑推演，无须也不应当进行目的考量、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法官完全可从一个“法律体系”中逻辑地推出所有法律规范，从而解决纠纷“由文献[2,3]可知”。
进入20世纪后，利益法学代表人物赫克最早推翻了概念法学所编造的法律无漏洞、法律具有逻辑自足性的神话。赫克认为：“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存在漏洞。”“因为，其一，立法者的观察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其二，立法者的表现手段有限，即使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也不可能在立法上完全表现出来。”[4]以休谟、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更是认为“制度的源始并不在于构设与设计，而在于成功且存续下来的实践”[5]立法可以发现并记载这一切，但却不能凭空制造出一切，那种希望制定一个详尽无遗的法律制度，创制出一个崭新秩序的企图，是不符合现实的，它只会加剧现实的冲突，最终使得法律失却规范人事、服务人世的功用与价值。他们主张，法律的重心不在立法而在司法，不在于书面上的法律规定得如何漂亮，重要的是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的运用和实践③。
顺着这种思路，他们主张法治应当允许并且推崇对法律的目的理解，允许并推崇以此为根据得出具体的结论，在适用法律时不能仅以书本上的法律为限，重要的是要认识法律所涉及的利益和目的，在正义的天枰上对它们进行衡量，最后达到某种平衡。当实体法模糊不清楚时，或者当法官不能按法律的要求审判案件时，法官应根据正义与公平的观念进行审判，根据其个人主观意志理解和创造法律，将自己的愿望、目的和价值“插入”法律之中，说白了法官应当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应当具有司法造法的功能，法官不仅运用法律条文，而且可以自由探求生活中的“法”，从法律之外，发现社会生活生成的“活法”。
（三）法官造法的意义
1、法官造法有利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法院是专门接受私人纠纷的地方，而法官是专门解决这些纠纷的人。法院和法官不能以没有法律依据或法律存在漏洞为由拒绝当事人提起的诉讼，也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审判。这时，法官造法就显现出了它的好处，法官通过对法律的解释或再创造能够缓解诸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如果法官不能造法，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驰，案件久久得不到解决，法律、法院和法官的权威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一降再降，纠纷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后获胜的绝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义的一方,而是在诉讼方面更有耐心和更有毅力的一方。这样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化,长期恶化下去，社会就会变得动荡不安。只有法官能够造法，及时解决纠纷，使败诉方承认失败并接受最后的结果，这样才能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
2、法官造法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提高司法效益。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很快，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由于法律要保持稳定性，我们的立法者又不是“先知”无法获知未来，对于这些新事物新现象法律就出现了漏洞，甚至法无规定的情况。此时，如果法官能够造法，就减少了当事人和法院很多不必要的投入，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及时和高效。反之，如果法官造法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实现必将受到很大影响。
3、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的效率，真正做到有法可依。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但这些程序往往所要的时间都很长。如果一个案件要等法被立出来再进行裁判，哪它所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可想而知，这简直就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由法官来造法，哪就简单得多了。法官是法律的实现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允许法官造法就会使每一个案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立法机关立法时也可参照这些案例来进行立法，缩短立法程序的时间或直接承认法官所造之法，这样既提高了立法的效率，降低了立法成本，也能保证法律能够适应时代前进的需要。
二、法官造法的实证比较
（一）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法官造法的比较
法典法和判例法是法律史上各国法中最具影响力的两种法律形式，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最主要的区别性标志。法官造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显著特色， 英美法系素有“ 法官法” 之称“由文献[6-9]可知”。在英美法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精通法理、经验丰富的法官们通过一个个经典判例，确立了英美法系的基本模式， 造就了英美法独特的个性并不断推进法律的改革和进步。同时英美法系国家实行遵循先例的原则， 对法官通过司法判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法律非常推崇和尊重，造成法官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0]
然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是主要法律渊源，法官造法并不盛行，甚至存在着许多禁止法官造法的理论和立法。[11]大陆法系国家在整个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官只是负责将立法中的抽象正义转化成为司法中的个案正义，其司法活动必须“ 依法裁判”、“对号入座”，创制法律是立法机关的职责。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欧洲大陆兴起了法律的自由探究运动，多数大陆法系的学者仍然坚持法官不能造法，但承认在运用法律过程中， 需要解释法律，特别是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法律与立法的目的冲突等情况下，法官不能拒绝审判，而应在法律原则的支配下，进行法律漏洞的补充和利益的衡量。
（二）我国司法实践中判例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判例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但不能以此来说中国不存在判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里面就有很多案例，虽然这些案例只是起到参考、借鉴的作用，立法上并未确立其“中国判例”的地位，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有着“事实上的拘束力”。 这种事实上的拘束力，虽不能要求法院强制遵守，但其导向意义和指导作用明显，因此各级法院必须充分注意并顾及。
“案例”即案件实例，“判例”乃判决实例，两者都是法院判决的案件实例，其实并无不同，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同一类东西，都是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判决结果，所不同的是案例是中国人对中国法院判决的案件实例的称谓，判例是中国人对西方(特别是普通法)国家法院判决的案件实例的称谓。完全是国人故意为以示区别而为之，其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或本质的区别。国人之所以如此区分，无非是想表明“案例”对司法判决不具拘束力而“判例”是对司法判决具有拘束力的意思。[12]由于在我国无论从理论上、立法上或司法实践中均未肯定具有拘束力的判决实例的存在，所以也理所当然地不承认在我国存在像普通法国家那样具有拘束力的判例，并且不允许将判决实例称之为判例以示与普通法国家具有拘束力判例的区别。其实在普通法国家并不存在所谓“判例”和“案例”的区别问题。
判例对于司法判决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在其他大陆法国家还是在今天拒绝判例的中国。有调查显示：审判实践中曾参考《公报》案例的法官比例达到了51.4%，且全都是在法律适用方面参考《公报》；另有37.1%的法官是因为审理的案件与《公报》案例不相似，而未予参考；只有11.4%的法官承认在审理过程中，没有想到参考《公报》案例。这说明当前中国法官已很重视《公报》案例对实践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这些案例有些是通过具体案件，对法律原则性的规定予以阐述，明确了适用的具体条件；有些是因为实践中认识和做法不尽一致，通过案件裁判，予以规范和统一；有些是通过案件审理，解决了法律未作规定的新类型问题，完善了相关法律的规定。由于案例的这些作用当地方各级法院遇到相类似的案件或纠纷时，就会参考《公报》中的相关案例，如此一来地方各级法院对相类似的案件或纠纷的裁判就不会大相径庭，这样就有利于司法公正，促进法律在民众心中的权威。同时地方各级法院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要注意到案件具有的一些特殊性，在借鉴《公报》案例裁判意见时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而应当根据具体的案情，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作出相应的判断。
三、法官造法的规范发展
遵义市生猪及其产品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政府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遵义市生猪及其产品安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自治县、区（市）人民政府，新蒲新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门：
《遵义市生猪及其产品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已于2011年6月8日市人民政府（2011）第9次常务会会议暨第9次市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遵义市生猪及其产品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生猪饲养、屠宰及其产品加工、贮藏、运输、经营的安全管理，使城乡居民吃上“放心肉”，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生猪养殖、生猪交易、生猪屠宰、生猪产品流通、生猪产品加工和生猪产品餐饮消费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生猪及其产品安全是指预防、控制生猪疫病，以及控制生猪及其产品中的农药、兽药、生长激素、添加剂、微生物指标、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强制标准规定的安全允许范围内。
本办法所称生猪产品是指在生猪屠宰后未经加工的头、胴体、蹄、尾、皮、肉、脂、骨、脏器、血液等。
第四条 对生猪及其产品安全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
第五条 各级商务、卫生、农业、质监、工商、食药监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分别负责生猪及其产品安全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鼓励、支持生猪及其产品安全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普及生猪及其产品安全的科学知识，提高生猪及其产品安全的监控水平。
第二章 生猪养殖的管理
第七条 生猪养殖场经营者是所养殖生猪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生猪养殖场的场地环境和养殖行为应当遵循无公害生猪生产规范的要求。
生猪养殖场使用兽药应当遵守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兽药安全使用规定。
禁止将人用药品用于生猪，禁止添加“瘦肉精”等违禁药物，禁止使用国务院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
生猪养殖场应当自觉接受农业部门对生猪质量安全状况的检测；经检测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生猪，不得销售。
鼓励养殖户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本地生猪养殖企业出栏的生猪优先提供给本地消费。
第八条 生猪养殖场使用饲料添加剂应当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安全使用标准。
生猪养殖场不得饲喂停用、禁用、淘汰以及未经审定公布的饲料、饲料添加剂，不得饲喂未经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进口饲料、进口饲料添加剂。禁止在饲料和生猪饮用水中添加禁用的激素类药品和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禁用药品。
第九条 生猪养殖场应严格落实疫病综合防控措施，防止出现重大生猪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对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生猪疫病实施强制免疫。生猪养殖场应当严格遵守畜禽标识管理规定。
第十条 生猪养殖场应当建立健全养殖档案记录，记录应包括生猪的免疫记录、兽医处方及用药记录、饲料使用记录、生产记录和销售去向等。生猪养殖场应当配合农业部门加强对生猪信息的管理，确保其养殖生猪的可追溯性。
第三章 生猪经营的管理
第十一条 生猪经营者是所购销生猪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生猪经营者必须具备合法经营的主体资格。对生猪经营实行责任制管理，明确生猪经营管理的质量安全责任。
工商部门对市场上销售生猪的经营行为要依法实施监督管理，对经营建立信用管理制度。农业部门应当按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对市场上销售的生猪进行监督抽查。
第十二条 生猪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建立生猪经营管理档案，如实动态记录生猪来源方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经营品种等基本信息；
（二）对经营的生猪实行索证索票，依法查验生猪检疫合格证明等有效证明文件，留存相关票证文件备查；
（三）不得经营死猪或者没有检疫合格证明的生猪；
（四）发现有违法经营行为或有问题的生猪，应当及时向工商、农业部门报告；
第十三条 生猪进入本市必须持有生猪来源地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消毒证明，必须具有免疫标识。
生猪经营者对所经销的生猪质量安全负责。不得收购和销售含“瘦肉精”等违禁药物的生猪，不得收购和销售封锁疫区内或染疫的生猪，不得收购和销售病害生猪和死猪。
第十四条 生猪经营应当建立购销台账，如实记录由其经营生猪的养殖者、产地来源、进货时间、数量、质量、销售对象、销售时间以及检疫合格证明的主要内容。生猪经营商应当配合工商部门对生猪信息的管理，确保其经营生猪的可追溯性。
第四章 生猪屠宰的管理
第十五条 定点屠宰厂（场）经营者是出厂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生猪屠宰实行许可制度，本市的生猪实行集中定点屠宰，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屠宰生猪。
农业部门负责对“瘦肉精”等违禁药物进行监督抽查。
落实定点屠宰厂（场）肉品质量安全责任制，发现有“瘦肉精”超标生猪，由农业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六条 为有效遏制私屠滥宰行为，市、县（区、市）、镇（街道）和村委会（居委会）应当签订层级管理责任书，明确打击私屠滥宰违法行为的各自管理责任。
第十七条 定点屠宰厂（场）严格执行生猪进场时间的规定，在规定时间外生猪不能进场。
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安装视频监控设施，录像监控记录保存时间不能少于十五天。
第十八条 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生猪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有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落实肉品品质检验和“瘦肉精”等违禁药物残留的自检工作，并按要求配备以上检验检测工作所需的设备和人员。
生猪产品的肉品品质检验由商务部门负责监督定点屠宰厂（场）实施；“瘦肉精”等违禁药物残留的自检，由农业部门负责监督定点屠宰厂（场）实施。
第十九条 屠宰环节生猪产品的检疫，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实施。
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必须经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合格，未经检疫或者经检疫不合格的生猪不得屠宰。
第二十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以及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生猪或者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不得屠宰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生猪。
第二十一条 屠宰环节生猪产品的检疫和肉品品质检验，必须与屠宰同步进行。经检疫、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定点屠宰厂（场）分别出具《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和《畜产品检验证明》，同时加盖合格验讫印章。
未经检疫、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检疫、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不得出厂（场）。
经检疫、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和生猪产品，应当在检疫检验人员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并如实记录处理情况。处理情况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第二十二条 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建立台账，如实记录每日生猪的来源、屠宰数量，生猪产品出厂（场）的数量、出厂后流向单位的名称等，确保其生猪产品的可追溯性。生猪来源和生猪产品流向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第五章 生猪产品流通的管理
第二十三条 生猪产品经营者是经营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第二十四条 工商部门应当组织实施生猪产品市场准入制度，规范市场开办者和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农业部门应当按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对市场上销售的生猪产品进行监督抽查。
本市流通的生猪产品应当是在依法设立的定点屠宰厂（场）生产，经检疫、检验及检测合格的生猪产品。
鼓励生猪产品经营者与符合规格的定点屠宰厂建立“购销挂钩”机制，设立专柜。鼓励有条件的定点屠宰企业在肉品流通市场开设“放心肉”店，由其直接将屠宰后合格猪肉品配送至“放心肉”店，建立屠宰企业销售猪肉品品牌。
第二十五条 生猪产品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建立生猪产品经营者管理档案，如实动态记录生猪产品来源方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经营品类等基本信息；
（二）对经营的生猪产品实行索证索票，查验生猪产品检疫、检验合格证明和验讫标志等，留存相关票证文件备查；
（三）不得经营没有检疫、检验合格证明的生猪产品；
（四）不得经营本办法第二十九条所列的生猪产品；
（五）发现有违法经营行为或有问题的生猪产品，应当及时向工商、农业部门报告。
第二十六条 生猪产品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相关许可证照。许可证照应当在其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公示相关的检疫、检验合格证明，向餐饮经营单位、集体食堂提供供货凭证。
生猪产品销售者应当建立进货台账，从事批发业务的经营者应当建立购销台账。应当向供应者索取销售凭据以及所采购生猪产品的检疫、检验合格证明，对所采购生猪产品的品种、数量和供应者的名称如实进行登记。生猪产品批发者登记的内容，还应当包括生猪产品批发的流向单位名称。生猪产品经营者应当保存证明票证的原件或者复印件。
生猪产品经营者应当配合工商部门对生猪产品信息的管理，确保其生猪产品的可追溯性。
第二十七条 禁止销售含有“瘦肉精”等违禁药物残留、染疫、病死或死因不明、变质、注水或注入其它物质和没有检疫检验合格证明的生猪产品。在农贸市场、超市经检测发现含“瘦肉精”的生猪肉品，根据农业部门复检报告，由工商部门对违法销售不合格猪肉的经营户和未尽到管理职责的市场开办者依法进行查处。对复检不合格的肉品，由市场开办者负责无害化处理，费用由经营户承担，工商部门负责监督。
第二十八条 生猪产品经营者发现或者获知所经营的生猪产品不符合有关食品安全标准，或者存在健康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已经销售的，生猪产品经营者应当立即召回，并及时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九条 有关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以及国家规定应予召回的生猪产品，应当责令经营者立即停止销售和召回该产品，并对经营者的召回行动进行检查监督，发现经营者不履行召回或无力召回时，有关部门应及时采取有效补救措施。召回的生猪产品应按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规定予以处理。
有关部门对已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导致食物中毒事故的，封存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生猪产品，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和采取控制措施，视情启动相关应急处理预案。
第三十条 运输生猪产品应当随车携带有效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
运输生猪产品应当随车携带有效的《畜产品检验证明》。
运输生猪产品的设备和条件必须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生猪产品污染。
第六章 生猪产品加工的管理
第三十一条 生猪产品加工者是猪肉制品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生猪产品加工企业使用的生猪产品必须来自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并经检验检疫合格。
第三十二条 生猪产品加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禁止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对不符合要求的猪肉制品及时采取停止销售、销毁、召回等措施。
第三十三条 生猪产品加工企业应当建立索证验证和进货台账管理等制度，防止私宰肉、病害猪肉等流入生产加工环节。
第七章 生猪产品餐饮消费的管理
第三十四条 食堂、餐饮经营者是生猪产品消费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对购买的生猪产品负责。
第三十五条 机关、学校、企业、建筑工地等集体食堂、宾馆、酒店等餐饮经营者必须从依法取得生产、销售许可的企业或者个人购买生猪产品，不得购买非法屠宰或者无照经营的生猪产品。由商务、食药监、工商、卫生等部门监督实施。
第三十六条 食堂、餐饮经营者购买生猪产品应当查验检疫、检验合格证明，并索取有效发票或进货单据，建立生猪产品进货台账登记制度。
第八章 职责分工
第三十七条 市、县（区、市）、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生猪及其产品质量安全负总责。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为本辖区生猪及其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
县（区、市）、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建立健全应对自然灾害等影响生猪和猪肉供应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及时排查和消除不稳定因素，做好辖区内“瘦肉精”猪等病害猪和产品的无害化处理的监督落实工作，妥善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做好维稳工作。
村（居）委会负责人应当对本区域内生猪散养户、私屠滥宰违法行为负起管理责任。
第三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及其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工作，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建立生猪及其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督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市级各有关职能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府的有关规定，分别履行生猪养殖、交易、屠宰、生猪产品流通、加工、餐饮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监管职责。
（一）卫生部门（市食安委办）：负责对生猪及其产品质量安全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牵头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信息的综合利用。
（二）农业部门：负责生猪生产指导和养殖环节的质量监管；组织实施种畜禽、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的质量监测、鉴定和执法监督管理；负责生猪及其产品的防疫、检疫，负责生猪及其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工作。
（三）商务部门：负责本市区域内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向市政府提出定点屠宰厂（场）设置意见，负责打击私屠滥宰生猪违法行为，遏制注水肉、病害肉出厂。
（四）工商部门：负责生猪及其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的登记注册工作，依法取缔无照生产经营行为；负责市场生猪及其产品销售经营行为的监管，建立和实施生猪及其产品市场准入管理制度，检查生猪及其产品相关票证，对问题猪肉送交农业部门检测，依法查处流通领域销售私宰肉、不合格生猪及其产品的违法行为。
（五）质监部门：负责生猪产品加工环节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有关违法行为。
（六）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集体食堂、餐饮业等消费环节的生猪产品日常卫生监督，依法查处有关违法行为；协助有关单位做好生猪产品中毒事故的调查处理。
加强药品行业管理，打击非法生产、销售违禁药物作为兽用的违法行为。
（七）公安部门：依法负责对抗拒、阻碍行政执法、以暴力或者威胁手段扰乱生猪及其产品流通秩序和强买强卖的行为，以及生猪及其产品流通中其他违反治安管理和涉嫌犯罪的行为进行防范和查处。
第三十九条 本市实行生猪及其产品层级责任制管理。市有关职能部门负责生猪及其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各县（区、市）、镇（乡、街道）有关部门负责辖区内生猪及其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九章 监督措施
第四十条 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负责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全区生猪及其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生猪及其产品质量安全信息通报制度和发布制度。各县（区、市）、镇（乡、街道）和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相关生猪及其产品质量安全的信息进行收集、报告、分析和发布，发布前应当向其他相关部门通报。
生猪及其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发布（公示）要依照《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内容可包括：生猪及其产品停止（或者恢复）销售信息、退市信息、消费警示、提示信息、安全综合评价、监督抽查信息、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信息、相关企业的信用信息等。
第四十二条 建立行政执法检查的联动机制。由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区域生猪及其产品质量安全的执法工作，并建立行政执法检查的横向联合、上下联动工作机制，生猪及其产品质量安全各环节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可牵头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联合执法检查。对重点环节、重点场所、重点品种、重要时节的执法检查，可根据需要启动联动执法检查机制。
第四十三条 各级、各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投诉或者举报，应当及时进行核实、处理、答复；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应当移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并告知投诉人或者举报人。
第四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查处市场违章违法行为。在进行执法检查时，应当按规定着装，并出示执法证件。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阻碍、拒绝检查。
第四十五条 各相关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应当为会员提供服务，建立行业规范，组织开展信用建设，实施行业自律管理，协助政府部门对生猪及其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管理。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市区域内的牛、羊及其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