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四号）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安徽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已经2013年8月2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8月6日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安徽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13年8月2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对下列法规中涉及行政许可的规定作出修改：

一、删去《安徽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农业机械新产品在正式投入生产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鉴定；未经鉴定或鉴定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

二、删去《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八条第二款中的“确需降低高程的，应当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将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城市、村镇和其他居民点以及工厂、矿山、铁路和公路的建设，应当避开山洪威胁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危险区，其布局和设防高程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防洪规划的要求。已经建在受山洪威胁或者地势低洼地方的，应当采取防御措施；建在行洪滩地的，应当限期搬迁。”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安徽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安徽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



（1997年12月19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6月26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安徽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2006年1月14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 根据2011年12月28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修正 根据2013年8月2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安徽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现代农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业机械化，是指运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装备农业，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不断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过程。

本条例所称农业机械，是指用于农业生产及其产品初加工等相关农事活动的机械、设备。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领导，把促进农业机械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步提高对农业机械化的资金投入，鼓励和扶持农业机械的科学技术研究和新机具、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引导和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机械化促进与农业机械管理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引导和扶持乡（镇）建立农业机械服务组织，做好乡（镇）的农业机械推广和服务工作。

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公安、交通、发展改革、财政、科技、价格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相互配合，依法做好有关农业机械化促进工作。



第二章 质量保障



第五条 农业机械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维修者应当依法对其生产、销售、维修的农业机械产品质量负责。

第六条 农业机械生产、维修、作业等应当执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没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省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本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农业机械产品质量、维修质量和作业质量等地方标准。对涉及人身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农业机械产品，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强制执行的技术规范。

第七条 农业机械生产者应当按照国家、行业和省规定的标准及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在其生产的农业机械产品上设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装置、警示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

农业机械销售者应当具备相应的经营条件和从业技术人员，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

农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承担零配件供应和培训等售后服务责任。

第八条 农业机械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农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农业机械使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农业机械使用者有权要求农业机械销售者先予赔偿。农业机械销售者赔偿后，属于农业机械生产者责任的，农业机械销售者有权向农业机械生产者追偿。

第九条 农业机械维修者应当具备与维修业务相适应的维修设备和检测仪器，配备具有农业机械维修职业技能的技术人员，并取得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后，方可从事农业机械维修活动。

农业机械维修者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农业机械维修技术标准与规范进行维修，并对维修质量负责。维修质量不合格的，维修者应当免费重新修理；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维修者应当依法赔偿。

第十条 农业机械作业应当执行国家、行业和省规定的强制性质量标准；国家、行业和省没有规定强制性质量标准的，按照推荐性质量标准和农艺技术要求，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由双方约定。

第十一条 因农业机械产品销售、维修、作业质量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组织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置监督信箱，公布监督电话，受理举报或者投诉。

省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农业机械使用者的投诉情况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组织对在用的特定种类农业机械产品的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和售后服务状况进行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



第三章 技术推广与教育培训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科研院所和有关企业，按照先进、适用、急需的要求，研究开发节能、环保、安全、低耗的农业机械，推动农业机械科研成果的转化。

对生产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先进科研成果进行技术创新，生产先进适用农业机械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财政支持。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经过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适用性的农业机械技术，列入当地农业机械技术推广规划，并组织实施。

推广农业机械技术，应当按照试验、示范、推广的程序进行，并对推广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业机械的新机具、新技术的推广。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机构应当为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无偿提供公益性农业机械技术的推广、培训等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农业机械生产者、经营者、农业机械服务组织对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开展示范服务。

第十六条 根据农业机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委托，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机构可以对农业机械产品进行适用性、安全性和可靠性检测，作出技术评价，并公布检测结果。

第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本级财政、发展改革部门,根据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推广农业新技术与加快农机具更新的原则，确定、公布省人民政府支持推广的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并定期调整。

列入前款目录的产品，应当由农业机械生产者自愿提出申请，并通过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机构进行的先进性、适用性、安全性和可靠性鉴定。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引导、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自主购置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其指定的农业机械产品。

第十九条 从事农业机械技术培训的学校应当适应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的需要，为农业机械使用、维修、管理等人员提供多种形式的农业机械技术培训。

第二十条 从事拖拉机驾驶培训活动的单位，应当具备与其培训活动相适应的场地、设备、人员等条件，并取得省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驾驶培训许可证后，方可开展拖拉机驾驶培训活动。

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学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和驾驶技能的培训，保证培训质量。

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



第四章 社会化服务与扶持措施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扶持农业机械作业联合体、农业机械作业服务协会等农业机械服务组织和农业机械作业经营户，建立和完善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农业机械化信息网络，为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农业机械产品供求、作业市场需求、新产品及新技术推广、科研成果和农业机械化管理等信息。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对农业机械跨行政区域作业实施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提供技术服务，并接受农业机械作业者的咨询和投诉。

公安、交通等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为跨区作业者提供通行便利和服务，维护作业秩序，保障作业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跨行政区域作业的农业机械、运输跨区作业农业机械的车辆，凭省级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跨区作业证免交车辆通行费。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的需要，鼓励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使用大中型农业机械，实行连片作业，提高作业质量和效率，降低作业成本，促进规模经营。

省人民政府应当逐年增加农业机械购买补贴专项资金，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国家和地方政府支持推广的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给予补贴；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安排农业机械购买补贴专项资金。补贴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第二十五条 从事农业机械生产作业服务的收入，按照国家规定给予税收优惠。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从事农业机械生产作业使用燃油的，享受国家规定的燃油补贴。

第二十六条 除对办理车辆营运证且专门从事经营性运输的拖拉机按规定收取养路费外，对主要从事农田作业和非经营性运输的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免征养路费。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增加对农村机耕道路建设和维护的投入，改善农业机械化基础设施，为农业机械作业创造条件。



第五章 安全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农机监理机构）具体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购置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应当向住所地的县（市、区）农机监理机构申请登记。除国家规定的工本费外，登记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农机监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审查工作，发放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对申请材料不全或者其他不符合登记条件的，应当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内容。

第三十条 对登记后的联合收割机和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应当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对检验合格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联合收割机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拖拉机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上道路行驶。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

已登记的拖拉机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在报废期满二个月前，通知拖拉机所有人办理注销登记。拖拉机所有人应当及时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公告该拖拉机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

第三十二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应当悬挂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号牌应当悬挂在机前、机后指定位置并保持清晰、完整。

拖拉机挂车应当喷涂放大的牌号，字样应当端正并保持清晰。

第三十三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驾驶员应当经农机监理机构考试合格，并领取驾驶证后，方可驾驶。未取得驾驶证或者驾驶证被依法吊销、暂扣期间，不得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驾驶证，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定期审验。

第三十四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操作人员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农业机械安全操作规程。

任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操作人员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违章作业。

第三十五条 对非登记管理的用于耕作、种植、收获、植保等的农业机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操作人员自愿原则，做好有关技术培训服务工作。对脱粒机、粉碎机、插秧机等容易造成人身伤害的农业机械的操作人员，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免费进行安全教育，并实施安全监督管理。

第三十六条 农业机械在乡村机耕道路、场院、田间作业、停放时发生事故，农机监理机构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处理。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驾驶人员应当立即抢救伤者，保护现场，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第三十七条 农机监理机构应当按照安全生产、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农业机械安全使用的宣传、教育；在乡村机耕道路、农业机械生产作业等场所开展农业机械安全检查，及时纠正农业机械驾驶、操作违法行为。

农机监理机构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时，应当持有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证件，文明执法，接受群众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农机监理机构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从事农业机械维修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维修活动，可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驾驶培训许可证擅自从事拖拉机驾驶培训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培训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外使用未登记、未悬挂号牌的拖拉机，以及使用未经登记、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未悬挂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的联合收割机的，由县级以上农机监理机构责令停止使用，通知当事人补办手续。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未经登记、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或者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未悬挂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通知当事人补办手续。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未取得驾驶证、未参加驾驶证审验或者驾驶证被依法吊销、暂扣期间，在道路外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由县级以上农机监理机构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在道路上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在道路外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驾驶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农机监理机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随身携带行驶证、驾驶证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责令停止使用，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证件；

（二）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有关证件、标志的，收缴伪造、变造的证件、标志，责令停止使用，可并处200元以下罚款；

（三）饮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责令停止使用至上述状态消除，可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随身携带行驶证、驾驶证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暂扣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证件。当事人提供相应证件的，应当及时退还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二）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有关证件、标志的，收缴伪造、变造的证件、标志，暂扣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并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第四十四条 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农机监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农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对其生产、销售的农业机械产品进行鉴定的；

（二）强迫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其指定的农业机械产品的；

（三）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的；

（四）截留、挪用有关财政补贴资金的；

（五）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发放行驶证、号牌、检验合格标志的；

（六）对不符合驾驶许可条件、未经考试或者考试不合格人员发放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的；

（七）有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中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



　 （1999年8月1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6月26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0年8月21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3年8月2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安徽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防治洪水，防御、减轻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以下简称《防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防洪以及与防洪有关的活动，必须遵守《防洪法》和本办法。

第三条　防洪工作实行全面规划、统筹兼顾、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防洪工作的统一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制定防洪规划，实行科学治水、系统治水。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宣传普及防洪法律、法规，提高全民水患意识，动员社会力量，加强防洪工程设施建设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保护、扩大林草植被，涵养水源，坚持常抓不懈。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防洪工作的组织、协调、监督、指导等日常工作，其设置的水管单位，在管辖范围内行使法律、法规规定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防洪协调和监督管理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有关的防洪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和依法参加防汛抗洪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防洪工程设施的行为进行检举。

在防洪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防洪规划



第七条　防洪规划是江河、湖泊治理和防洪工程设施建设的基本依据。

防洪规划应当依据流域综合规划、区域综合规划，按照以下规定编制：

（一）长江、淮河和其他跨省的江河、河段、湖泊防洪规划的编制、审批按《防洪法》第十条执行；

（二）省确定的跨市的重要江河、河段、湖泊的防洪规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编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其他跨市的江河、河段、湖泊防洪规划，由有关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县（含不设区的市、区，下同）分别编制，经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四）跨县的江河、河段、湖泊的防洪规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县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五）其他江河、河段、湖泊的防洪规划，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六）城市防洪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组织水行政主管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按国务院规定审批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七）有防洪任务的镇的防洪规划，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镇总体规划。

修改防洪规划，应当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八条　在山洪可能诱发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以及其他山洪多发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地质矿产、水行政主管部门等对其进行全面调查，划定地质灾害易发区、危险区，采取防治措施。

城市、村镇和其他居民点以及工厂、矿山、铁路和公路的建设，应当避开山洪威胁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危险区，其布局和设防高程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防洪规划的要求。已经建在受山洪威胁或者地势低洼地方的，应当采取防御措施；建在行洪滩地的，应当限期搬迁。

第九条　沿江圩区、沿淮洼地和淮北平原等易涝易渍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除涝治涝规划，组织有关部门、单位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完善排水系统，发展耐涝农作物，开展洪涝、水渍、干旱、盐碱综合治理。



第三章　治理与保护



第十条　整治河道和修建导流、护岸以及对河道有影响的公路、村镇等工程，应当兼顾上下游、左右岸的关系，按照规划治导线实施，不得任意改变河水流向，保护村镇和农田安全。

规划治导线按照以下规定拟定：

（一）长江、淮河和其他跨省江河、河段的规划治导线的拟定和批准，按《防洪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执行；

（二）省确定的跨市的重要江河、河段规划治导线，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三）其他跨市的江河、河段规划治导线，由有关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分别拟定，经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四）跨县的江河、河段规划治导线，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五）其他江河、河段规划治导线由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报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城市河道岸线的利用和建设应当按照防洪规划要求，留足行洪滩地，依法划定管理范围。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区排涝管网、泵站的建设和管理。

城市建设不得擅自填堵原有河道沟叉、贮水湖塘洼地或者废除原有防洪围堤；确需填堵或者废除的，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防洪工程的护堤护岸林木由河道、湖泊、水库等水管单位组织营造和管理。采伐护堤护岸林木，须经河道、湖泊、水库等管理机构同意，依法向林业主管部门办理采伐许可手续，并按规定完成更新补种任务，确保成活。

护堤护岸林木的抚育、更新采伐和用于防汛抢险的采伐，按国家规定免交育林基金。

第十三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必须确保河势稳定、防洪安全，不得损坏堤防、护岸、水下电信通讯等设施和妨碍航运安全。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河势稳定和防洪安全的要求，规定采砂禁采区和禁采期，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公布。

长江、淮河干堤两侧一定范围内和冲填区为采砂、取土禁采区，其禁采区和禁采期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当采砂危及河势稳定、防洪安全时，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水管单位应当责令采砂单位和个人立即停止开采。

第十四条　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活动：

（一）修建围堤、围墙、阻水道路、房屋等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

（二）弃置矿渣、石渣、煤灰、垃圾、泥土等；

（三）种植芦苇、杞柳、荻柴等高秆作物和树木（不含护堤护岸林木）；

（四）设置拦河渔具；

（五）其他危害河势稳定、防洪安全的。

在堤身、护堤地和水闸管理范围内，禁止建房、放牧、开渠、打井、爆破、挖窖、挖塘、葬坟、晒粮、存放物料、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开展集市贸易等。

第十五条　禁止围湖造地。已经围垦的，应当按照批准的防洪规划进行治理，有计划地退地还湖；暂不能还湖的应当限制圩堤高程，服从蓄洪要求。

禁止围垦河道。已经围垦的，应当服从河道清障要求。

第十六条　在河道、湖泊、水库内开发旅游项目，必须经有管理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已经建设的旅游设施，经水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影响河道、湖泊、水库防洪安全的，应当限期改建或者拆除。

禁止在水库的土地征用线高程以下开垦土地；在水库的土地征用线高程以上开垦土地，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规定。

第十七条　在江河、湖泊上建设防洪工程和其他水工程、水电站等，实行规划同意书制度；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等工程设施，实行占用河道审批管理制度。

前款规定的工程设施，在建设过程中，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防洪安全检查。竣工验收时，应当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确认符合防洪安全标准的，方可启用。

已建的工程设施，经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技术鉴定，不符合防洪安全要求的，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限期改建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十八条　防洪工程建设，必须履行建设程序，依法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

防洪工程建设，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设计、施工、监理，确保工程符合国家质量标准；项目法人对工程质量负全面责任；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按照合同和有关规定对各自承担的工作负责。

第十九条　在堤防上修建的工程和工程所在堤段的维修、管理、防汛任务，在建设期间由建设单位负责；工程交付使用后由使用单位负责。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服从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

第二十条　因施工、垦植或者排污等造成河道淤积、水工程损坏的，应当采取补救措施，并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河道滩地不得占用，确需临时占用的，应当经水管单位同意，并严格控制占用时间，缴纳占用补偿费。



第四章 防洪区和防洪工程设施的建设管理



第二十二条　本省设定的蓄洪区、防洪保护区、洪泛区、行洪区的范围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在防洪规划或者防御洪水方案中划定，按规定报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公告。

行洪区是指淮河主河槽和两岸主堤防之间的有限制标准堤防保护、遇较大洪水时作为行洪通道的区域。

行洪区应当按照防洪规划开足行洪口门，禁止在行洪口门和洪水主流区内种植高秆作物、设置有碍行洪的障碍物。对已建的有碍行洪的设施，应当拆除。

第二十三条　行洪堤、江心洲圈堤和外滩圩堤的堤顶高程应当符合防洪规划和行洪要求，不得加高。

第二十四条　在洪泛区、行洪区、蓄洪区内，应当严格控制非防洪建设项目。确需建设的，建设单位应当就建设项目对防洪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评价，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提出防御洪水措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报请批准时，应当附具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建设项目竣工或者投入使用时，其防洪工程设施必须经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验收。

第二十五条　新建防洪工程设施，应当在工程立项时明确工程管理机构和管理体制，确定运行经费来源，以保证工程设施正常运行。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地区和部门，按照防洪规划的要求，制定行洪区、蓄洪区安全建设计划，控制行洪区、蓄洪区人口增长，对居住在经常使用的行洪区、蓄洪区内的居民，有计划地组织外迁。

第二十七条　因行洪区、蓄洪区行洪、蓄洪而直接受益的地区和单位，应当承担补偿、救助义务。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制定对行洪区、蓄洪区的扶持和补偿、救助办法。



第五章　防洪抗洪



第二十八条　防汛抗洪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行政首长防汛抗洪的主要职责是：组织贯彻防洪法律、法规，指挥社会力量参加抗洪抢险，筹集防汛抗洪经费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防汛指挥机构，在上级防汛指挥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指挥本地区的防汛抗洪工作，负责做好汛前各项准备工作，执行上级的防汛指令，及时下达指挥调度命令等。其常设办事机构设在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防汛抗洪的日常工作。

第二十九条　本省汛期为5月1日至9月30日。

　　在前款规定的期限以外，当遇到江河、湖泊水位超警戒水位等特殊情况时，省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可以宣布提前或者延长本行政区域内的防汛期。

当江河、湖泊的水情接近保证水位或者安全流量，水库水位接近设计洪水位，或者防洪工程设施发生重大险情时，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可以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

第三十条　在紧急防汛期，防汛指挥机构根据防汛抗洪的需要，可以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决定采取取土占地、砍伐林木、清除阻水障碍物和其他紧急措施；必要时，可以决定由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实行陆地和水面交通管制。

依照前款规定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在汛期结束后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他处理。取土占地、砍伐林木的，在汛期结束后依法向有关部门补办手续；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对取土后的土地组织复垦，对砍伐的林木组织补种。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负责向社会发布汛情公告，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

第三十二条　省防汛指挥机构按规定决定启用行洪区、蓄洪区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拦、拖延；遇到阻拦、拖延时，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强制实施。

第三十三条　大型水库和重点中型水库汛期控制运用计划，由省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防汛指挥机构制定，经省防汛指挥机构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一般中型水库和重点小型水库汛期控制运用计划由县防汛指挥机构制定，经市防汛指挥机构审查同意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防汛指挥机构备案；一般小型水库汛期控制运用计划由县防汛指挥机构制定，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防汛指挥机构备案。

第三十四条　在汛期，水库、闸坝和其他水工程设施的运用，必须执行经批准的汛期控制运用计划。

水库不得擅自在汛期限制水位以上蓄水和任意压缩泄洪流量，汛期限制水位以上的防洪库容的运用和泄洪流量，必须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调度指挥和监督。当预报水库水位超过汛期限制水位并将泄洪时，防汛指挥机构或者水库管理机构应当向有关人民政府及时通报汛情，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做好群众转移和河道安全泄洪的准备工作。

上游地区不得擅自增大泄流量；下游地区不得设障阻水或者缩小河道的过水能力。

第三十五条　在汛期，当堤防、闸坝等防洪工程的水位达到设防水位时，由其水管单位负责日夜巡逻；当水位达到警戒水位时，由县、乡（镇）人民政府组织人员日夜巡逻，及时发现、报告、处理险情。

长江、淮河干支流主要堤防的巡逻、抢险按省防汛指挥机构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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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峰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讲师




具体人格权概念是我国人格权理论中广为使用的概念。学者们在与一般人格权相对的意义上将其界定为以具体人格利益为保护客体的人格权。[1]但是，何谓具体人格利益却鲜有界定，与此相应，学者们关于具体人格权类型的说明往往只能通过列举的方式完成，而不同学者尽管对具体人格权类型及个别具体人格权的内容存在一些共识，但其认识上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2]因此，在我国，什么是具体人格权依然是一个理论上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由于几乎所有国家都以人格保护为法律的重要追求，因此，具体人格权制度设计的差异首先不是价值层面的差异，而是法律技术层面的差异，是一个特定法律制度背景下如何合目的、合体系地建构具体人格权制度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对不同国家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的分析出发，研究其差异之所在及其形成背景，并最终结合我国既有的法律前提，提出我国具体人格权界定的基本模式。
一、具体人格权制度的不同立法模式
(一)不承认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模式
以瑞士为代表的国家在立法上基本不承认具体人格权的存在。瑞士学者认为，《瑞士民法典》“有意识地放弃了对人格利益的列举”。[3]该法典仅明文规定了一种具体人格权——姓名权，其他人格利益的保护都通过该法典第28条一般人格利益保护的规定来完成。[4]在1982年《瑞士民法典》人格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联邦司法和警察部起草的草案第28条第2款曾加入了具体人格权的规定——“特别是身体、生命、私人和秘密领域、自由和名誉属于人格关系”。[5]但是，“参议院放弃了这种模式。其理由是，这样的列举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其仅仅具有示例功能并且会妨碍人格权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它也会导致法律条文难以组织”。[6]
从形式上看，《瑞士民法典》中也规定了一种具体人格权——姓名权，但姓名权作为独立权利存在并不是人格权理论发展的结果，而是姓名权理论自身发展的结果。在历史上，当人格权还在为自己能否得到承认而斗争时，姓名权已先于人格权被作为维护家族身份和等级的制度在家庭法和公法领域得到长足的、独立的发展。[7]例如，在《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姓名权最初仅规定在家庭法的一些条文中(第1274、1455、1497、1569、1622条)，而这一点“可以回溯到100年之前的《普鲁士一般邦法》，姓名的获得或者丧失仅仅被作为获得或者丧失与一个家庭关联的结果”。[8]在历史上，姓名只不过是确定身份、职业等的工具。[9]在《瑞士民法典》起草的过程中，姓名权虽然被规定在人法中，民法典起草人胡贝尔(Huber)在立法理由中也明确将其列于人格保护之下，[10]但这只不过是将既有的姓名权制度纳入到民法典中而已。不论在德国、瑞士、奥地利还是列支登士顿，姓名权在立法中都是作为独立条文出现的，姓名权的制定法化并不能成为认定具体人格权制度立法模式的标准。
(二)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
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采取了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所谓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是一种以构建内容具体确定的具体人格权益类型为目的的立法模式。在这种立法模式中，对侵害具体人格权行为的违法性采取推定主义，只要当事人证明有关具体人格权益受到该行为侵害，就可以直接推定该行为违法，不需要法官进行利益权衡。为了实现违法推定的目标，这种立法模式采取具体人格权类型列举、内容列举、法律救济手段列举的方式，在具体人格权的类型、内容和救济手段三个纬度上均选择了法定主义立场。
1．具体人格权类型法定
具体人格权类型法定是指除制定法明确规定的具体人格权外，不存在具体人格权。目前在德国，尽管理论和实务承认了非常广泛的人格利益保护范围，但一般认为，所谓的具体人格权益仅包括《德国民法典》第12条规定的姓名权以及特别法中规定的对肖像的权利、著作人格权、数据保护权等类型，[11]此外，有学者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的生命、身体、健康、身体自由等四种人格法益也纳入到具体人格权的范畴;[12]对上述规定之外的人格利益的保护都是通过一般人格权来实现的。尽管在适用过程中，司法实践和理论对其内容进行了一定的类型化，但并不等同于具体人格权;司法机关并没有从一般人格权或者其他一般条款中引申出具体人格权。
2．具体人格权内容法定
为了确定权利，尤其是绝对权的内容，传统法学采取了“客体加权能”的构建模式，特别是将客体作为认识权利的基本起点。具体人格权内容法定也因此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具体人格权益所要保护的对象确定。就德国法所承认的具体人格权益而言，生命、身体、健康这三种对象自然确定;自由看似抽象而不确定，但目前德国理论和实践上的通说认为，此处的自由应当做限缩解释，仅仅包括身体活动的自由，[13]从而实现了自由这一人格权益保护对象的确定;姓名权和肖像权在这一模式之下，被限定为对已存在的姓名和肖像本身的权利，而不像我国那样被界定为有关姓名或肖像的权利。因此，在德国上述几种有限的具体人格权首先都具有确定的保护对象，如果不存在具体的保护对象则不存在具体人格权。例如，由于“名誉”难以规范界定，因此，《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拒绝承认名誉权为具体人格权。其二，权能列举、确定，有关权利赋予权利人的法律上的力是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以肖像权为例，在德国，肖像权就是《关于肖像艺术和摄影作品著作权的法律》(KUG)第22条规定的以“未经被拍照人许可不得传播和公开展览他人肖像”为内容的权利，其他和肖像有关的人格利益保护，如未经许可拍摄他人照片等，只能通过一般人格权来完成。[14]《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的具体人格权益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全面的对生命、身体、自由和健康的权利，但是由于这些利益被放置在侵权法中，其权能也仅有一项——排除侵害，因此，其权能实际上也是列举规定的。
3．法律救济手段法定
在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中，具体人格权的救济手段也表现出封闭性，其对救济方法的规定采取了列举的方式。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不存在针对所有具体人格权的统一救济规则。例如《德国民法典》原来的第847条，现在的第253条仅规定了对身体、健康、自由和性自主的精神损害赔偿;第12条仅规定了对姓名权的救济。其次，针对特定具体人格权的救济手段具有法定性，只有当法律明确规定了针对特定权利的救济手段时，当事人才可以据此规则提起救济请求。从表面上看，目前德国的司法实践在法律没有规定侵害姓名和肖像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情况下，给予了上述人格利益损害以精神损害赔偿，从而突破了人格权救济手段的法定性，但是，德国司法机关对姓名和肖像精神损害赔偿理由的论证却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德国的理论和实践坚持了上述法律救济手段法定的立场。为了解决具体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联邦最高法院曾试图依据宪法的价值判断直接赋予上述人格利益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15]但是后来法院改变了立场，其通过论证具体人格权仅仅是一般人格权的一个片断，侵害具体人格权就是侵害一般人格权，使得姓名、肖像等人格利益的损害可以得到精神损害赔偿。上述两种论证方法的差别在于，前者是通过法官造法，扩大了针对姓名权和肖像权的救济手段，而后者则坚持了具体人格权权能的法定性——从根本上讲，姓名、肖像等人格利益的损害之所以能够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其请求权基础并不是法律关于姓名权、肖像权的规定，而是一般人格权。[16]
(三)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
和上述立法模式相对的是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具体人格权的种类、内容等都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相对开放的。对所有具体人格权而言，侵害行为是否违法都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利益权衡，“具体人格权是绝对权，但它们的保护范围受到与其冲突的他人人格权或者共同利益的限制，以至于具体的保护范围只有通过利益权衡才可以确定”。[17]这种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以奥地利、列支登士顿等国家为代表。[18]其概括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具体人格权类型开放
在奥地利，尽管《奥地利普通民法典》(ABGB)第43条规定了姓名保护，第1325条以下分别规定了身体、生命、性自主、私人领域、人身自由、名誉等的保护，但是，该法典第16条“允许从民法典的其他规范和其他法律中推衍出具体人格权”。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6条一般条款般的表述使得不依赖于基本法，而是通过扩张解释大量以人格保护为目的的规范或者通过漏洞填补承认不同的(具体)人格权成为可能”。[19]在列支登士敦，虽然其《人与公司法》第39条规定了精神和身体不可侵害，规定了有关名誉、信用、居室安宁、自由、姓名、徽章、家族标记及其他标记、肖像、通信、商业、其他类似关系、要求尊重人格的权利等非常繁多的具体人格权类型，但是，该条所列举的受保护的人格利益仅仅具有示范性，它们是不完整的。[20]可见，在上述立法体例中，法律所列举的具体人格权的类型是开放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发展出新的具体人格权，例如在奥地利，司法机关所做的就是“限于发展具体人格权”。[21]
2．具体人格权内容开放
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权利内容的开放性。在这种立法模式下，各种具体人格权所保护的人格利益只有一个“大致”的范围，而没有准确的界限。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立法模式中具体人格权所保护的对象往往具有不确定性。私人领域、名誉、自由等等对象首先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法律难以也没有对其作出任何规范性的界定，其概念都是开放的。在这些开放性概念基础上建立起的具体人格权其内容当然也是开放的。在权利内容这一问题上，两种立法模式之不同的一个代表性例子是关于自由权的理解。在德国法中，自由被限制性地解释为身体自由;而在奥地利法中，学者们认为，“作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6条规定的天生权利的自由权保护的客体既包括身体自由也包括意志自由(行为自由)”。[22]值得一提的是，从法律条文来看，《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43条关于姓名保护的规定中，姓名权的对象和权能似乎都是封闭的，构成了上述具体人格权内容开放的反证。但是，该法“规定姓名保护的第43条是1916年对《奥地利普通民法典》进行第3次修订时才加入的，而当时的《德国民法典》第12条是它的榜样”。[23]它并不是奥地利具体人格权内容开放模式的产物。
3．具体人格权救济手段开放
在这种立法模式中，侵害具体人格权的法律效果具有开放性，而不是像德国法那样，针对不同的具体人格权规定具体的救济方式。这一点比较突出的表现在《列支登士顿人与公司法》第39条中。该条规定，“任何人的人格关系未经许可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特别是身体和精神的完整、名誉、信用……等受到侵害，则可以要求确认人格关系、排除妨碍、通过收回或者类似的行为恢复原状、停止侵害……”，而没有针对不同的具体人格权规定具体的救济方式。由此，对具体的人格权而言，其救济方式具有开放性，法官可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应当采取怎样的救济方式。
二、不同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存在的根源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具体人格权制度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不承认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模式、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各自特有的法律文化和制定法背景下都较好地实现了人格利益保护这一目标。这种特有的法律文化和制定法背景就是不同立法模式得以存在的根源。具体而言，这种法律文化和制度背景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具体人格权立法目标的差异
选择怎样的立法体例和立法者所要实现的立法目标是紧密相关的，不同的立法目标会导致不同的模式选择。在德国，法官的主导地位“在《民事程序条例》咨询的过程中经过深思熟虑被认为是可疑的并因此而被拒绝”。[24]“《德国民法典》是与毫无漏洞以及法官严格受法律约束的实证主义理念相适应的法典化。”[25]因此，德国的立法者选择了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所有具体人格权的内容、救济方式必须具体确定，从而为规范调整的主体建立具体的行为规则，并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维护交易的安全。一个反证就是名誉权保护的立法。名誉保护是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却拒绝承认名誉权为一种具体人格权，因为“打算使名誉针对任何过失侵害得到保护的动议走的太远了，从而迷失于不确定中，而对本条(指现在的第823条第1款——作者注)来讲，重要的是保护某些可以进一步描绘的人格利益免受侵害”。[26]
与德国不同，瑞士、奥地利等国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广泛承认。就《瑞士民法典》而言，它“着意于法官的添补”，这一特点“可以从瑞士司法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的独特特征得到解释……判决的权威源自于法官个人的素质”。[27]《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作为一部自然法法典，在其第7条明确规定，“……如果案件依然有疑问，则该案必须在考虑审慎搜集的情况并深入权衡的基础上根据自然法律原则进行裁决”。《列支登士顿普通民法典》基本上是《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全盘抄袭，具有和《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一样的第7条规定。对这些立法来说，具体人格权的内容是否具体确定并不是那么重要。
(二)不同的侵权行为法结构
尽管目前存在着一些争议，但至少上述国家立法进行之时的主流观点以及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人格权更多的是一种防卫权，它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侵权法中，因此，不同的侵权行为法结构影响着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模式选择。上述四个国家的侵权法规则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瑞士、奥地利和列支登士顿民法典中的侵权法规则采取了一般条款式的立法模式。《瑞士债务法》第41条规定，“任何人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违法给他人造成了损害，都有义务赔偿他人的损失”。《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和《列支登士顿普通民法典》第1295条均规定，“任何人都有权要求侵害人赔偿因其过错而给自己带来的损害”。对这种一般条款式的侵权法规则而言，受到侵害的是什么利益，侵害的是不是绝对权等问题并不重要，因此也无需去苦苦建构内容具体确定的具体人格权。与上述国家不同，德国侵权法采取了三个小的一般条款的模式。其中第823条第1款规定了侵害绝对权益型的侵权行为。对这种侵权行为而言，被侵害的对象是绝对权益不仅是构成侵权行为的前提之一，更重要的是侵害这种权益的行为被直接推定违法，侵害对象在这种侵权行为法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如果具体人格权要融入到这种侵权法体例中，就必须建构成如同所有权一样的绝对权益，从而要求实现种类、内容和救济方式的确定。
(三)对一般人格权的不同态度
决定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第三个因素是对一般人格权的不同态度。上述四国对一般人格权的态度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德国、瑞士和列支登士顿通过立法和实践承认了一般人格权制度。在德国，“一般人格权作为一个通过司法判决而完成的，超越制定法的法律续造已成为了当今德国私法的确定构成部分”。[28];在瑞士，一般认为《瑞士民法典》第28条(“任何人的人格受到不法侵害，则……”)就是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29]而《列支登士顿人与公司法》则通过其第39条的规定(“任何人的人格关系未经许可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承认了一般人格权。[30]与此相对，在奥地利，尽管理论上存在争议，[31]但是主流意见认为，“存在着一整束不同的人格(保护)权［Bündel verschiedenerPers?nlichkeits(schutz)rechte］，与此相反，并不存在一个‘一般’人格权”。[32]司法机关也认为，“……(奥地利)司法实践不承认一般人格权而只承认具体人格权”。[33]
从法律逻辑上讲，承认一般人格权会导致或者不承认具体人格权，或者承认具体的具体人格权;而不会同时承认一般人格权和概括的具体人格权。这是因为一般人格权本身就是一个边界不清、内容不确定的权利，是一个需要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时进行特别程度上的利益权衡的概念;而概括的具体人格权也是一个内容不确定的概念，采取此种立法模式的奥地利学者认为“(具体人格权的)具体保护需要只有通过利益权衡才可以确定”。[34]但是，以人格利益保护为使命的两种内容不确定的制度如果相遇，产生的后果将使得法律适用、请求权基础的寻找变得非常困难。这也是尽管《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6条已经规定了人的天生的权利，奥地利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也不断依据第16条发展出新的具体人格权，但其主流意见仍认为不应当承认一般人格权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不承认一般人格权，则必须建立概括式具体人格权制度。在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中，人格权类型列举、内容列举、救济方式列举，但是人本身的发展需求以及人格利益保护需求却是非常多样化的，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必然导致人格利益保护的漏洞，这种漏洞需要通过一般人格权制度来填补。而在不承认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体例中，则必须通过具体人格权本身的类型扩张、内容扩张来防止人格保护的漏洞，因此必须建立概括式具体人格权制度。
基于以上论述，我认为，《列支登士顿人与公司法》一方面承认一般人格权，另一方面又采取了概括式的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是不妥当的。这会导致法律适用的冲突和困难。对此，有关学者也提出:“有疑问的是，在一般性的规范之外(如此这般的)列举单个的法益是不是有意义并合目的的?”[35]
三、具体人格权制度立法模式选择
从功能比较的角度看，上述三种立法模式在各自国家都较好地实现了人格利益保护的目标，因此很难单纯地评价哪种模式更优秀，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从中国既有的立法和司法前提出发提出最适合中国的具体人格权界定模式。
(一)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制度前提
1．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侵权法前提
人格权制度最根本的内容在于实现人格保护，侵权法和人格权制度选择紧密相关。从形式上看，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构建的中国侵权法体系既不同于德国所采取的用三个小的一般条款将侵权行为分为侵害权利型侵权行为(第823条第1款)、违反保护他人法律型侵权行为(第823条第2款)、违反善良风俗型侵权行为(第826条)的模式，也不同于奥地利、瑞士等国所采取的一般条款方式，而是采取了“依据多元规则原则建构侵权责任法的内容和体系”的模式，[36]但是“《侵权责任法》第2条采取了全面列举侵权法保障的对象、保护的权益范围的方式规定侵权法的调整对象”。[37]因此中国侵权法对基本侵权行为类型的规定实际上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相类似，以特定权利的存在作为侵权行为构成的基本前提。在这种以权利存在为侵权行为构成前提的模式中，所谓的权利应当是绝对权，应当具有内容确定、具体等基本的属性。因此，从我国侵权法的模式出发，我们应当选择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
2．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人格权规则前提
人格权制度的总体框架也影响着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模式选择，只有在存在一般人格权条款的情况下才可以并应当采取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目前，我国的立法和实务似乎并没有承认一般人格权。但是一方面，我国《民法典》编纂工作并没有完成，且主流意见认为我国应当承认一般人格权，因此将来可能出现的人法或者民法典总则中完全可能规定一般人格权条款，从而为采取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提供前提;另一方面，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尽管强调具体人格权类型的开放性，法官可以不断发展出具体人格权，但是法官发展具体人格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必须找到规范依据。例如，《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6条关于“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规定就为法官发展具体人格权提供了依据。而从我国现有的立法状况来看，似乎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供发展具体人格权的规则，因此，我国缺乏采取概况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的前提条件。
(二)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立法目标、司法前提
从上述比较法的经验来看，如果承认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则不会采取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而会采取拒绝具体人格权的一般人格权立法模式或者概括的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从法典化的目标和我国司法机关的现状来看，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在我国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1．法典化的目标
尽管任何时代的立法都必须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本身并不是法典化的目标。法典化的目标是形成体系化的法律规则，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仅仅是制定法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而不得不向法官作出的让步，“司法自由裁量的不可避免性并不是说自由裁量权越多越好”。[38]如果制定法能够形成具体的、排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则，则最理想的当然是制定出规则而不是任由法官自由裁量。因此，在人格权立法的问题上，如果立法能够形成具体的人格权规则，则当然应当建构这样的规则，形成具体的具体人格权而不是概括的具体人格权。
2．我国司法机关裁判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