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理全国首宗首宗盗卖QQ案的法律适用

郑东


摘要 2004年，全国首宗盗卖QQ案告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此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也引起了法律界的广泛的争议。究竟是检方所说的适用盗窃罪，还是法院所说的的适用妨害通信自由罪以及辨方所说的应该无罪释放呢，下面我想谈谈我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 QQ 盗窃罪 妨害通信自由罪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是否适用盗窃罪？
本案中，曾某和杨某年满十六周岁、主观存在着故意且数额巨大（共获利六万五千余元）。对于是否构成盗窃罪，大家分歧的主要在于QQ号码是否是受我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四款中保护的其他财产。财产是指存在于人身之外，能够为人们所支配，并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具有稀缺性的客观对象。所以要成为盗窃罪侵犯的公私财物，必须具备以下四点特征。
一、必须能被人控制和占有。腾讯QQ是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基于Internet的即时通信（IM）软件。只要用户申请了QQ号码和相应的密码，就可以拥有腾讯QQ带来的在线聊天、视频电话、点对点断点续传文件、共享文件、网络硬盘、自定义面板、QQ邮箱等多种功能和服务。反之，如果没有相应的号码和密码则不能享有这些服务。QQ号码是一种无形的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无形物也能够被人们所控制，也就能够成为盗窃罪侵犯的对象，如电力、煤气、大哥大码号等。 我个人认为，这里的QQ号码应该与前面所说的大哥大号码一样，都是电磁记录，是一种无形的物。对QQ号码的占有和控制在本质上应该是对一种无体物的控制和占有，我们看一看腾讯公司官方网站公布的《软件许可协议》就知道：“QQ帐号的所有权归腾讯，用户完成注册申请手续后，获得QQ帐号的使用权。”即腾讯公司依合同给予QQ用户享有服务的权利。所以QQ号码能被腾讯公司占有和被QQ用户控制，符合第一个特征。
二、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具有稀缺性）。这种价值应该是客观的，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如有价证券。QQ号码具有经济价值吗？如果有，又怎么来计算呢？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根据腾讯公司的官方网站公布的四种申请方法只有一种方法不需要付款。也就是说QQ号码的申请由付款的也有不付款的。所以我们既不能说QQ号码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具有经济价值；也不能单纯的说QQ号码可以免费申请而不具有经济价值。这就需要公诉方举证了。当然，举证的难度非常大，相对于如何证明被盗的号是一种稀缺资源具有经济价值来说，如何举证证明是何人所盗则难度更大。因为QQ号码（包括会员、Q币等）在腾讯公司的官方网站上都有明码报价，一查就清楚了。但是要指控某一被告的难度就太大了，因为网络的虚拟性，被告完全可以说盗来的号原来就是归他所有。综上所述，QQ号码不能简单地说具有或不具有经济价值，我认为这需要举证。
三、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需要。总所周知，对于QQ用户来说，可以拥有腾讯QQ带来的在线聊天、视频电话、点对点断点续传文件、共享文件、网络硬盘、自定义面板、QQ邮箱等多种功能和服务。极大的方便了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认为QQ号码也符合这一个特征，满足了人们的某几种需求。
本案中，辨方的基本观点都源于“罪刑法定原则”，所以只要检察院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曾某和杨某盗卖的QQ号码具有经济价值（即在一般条件下都可以付钱买到），那么检察机关完全可以以盗窃罪来提起公诉。检察机关首先可以根据《刑法》九十二条确认曾某和杨某盗卖的QQ号码是刑法所保护的财物，然后又以根据《刑法》二百八十七条（利用计算机盗窃公私财物的，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按《刑法》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定盗窃罪）和《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之规定以盗窃罪提起公诉，至于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七款和第三条之规定，认定曾某和杨某盗卖的QQ号码的数额应以其销赃所得的数额计算，达到了“数额特别巨大”，这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可据媒体报道，因为难度太大，检方没能提供证据证实本案的QQ用户在申请QQ号码和实现QQ软件功能的过程中是否向腾讯公司支付费用和支付了多少费用，也没有证实QQ号码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经济价值并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确实，这样就以盗窃罪起诉未免欠妥。
是否适用妨害通信自由罪或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南山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无论从腾讯QQ软件的主要功能还是本案被害人所感受到的被损害的内容来看，QQ号码应被认为主要是一种通信工具代码。根据我国刑法第252条“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规定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4条第二项关于“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两被告人篡改了约130个QQ号密码，使原注册的QQ用户无法使用本人的QQ号与他人联系，造成侵犯他人通信自由的后果，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且系共同犯罪。两被告人销赃获利6万余元的行为虽不足以构成盗窃罪，但作为侵犯通信自由罪的量刑情节进行评价，应属违法所得，依法应予追缴。鉴于两被告人在庭审中有一定的悔过表现，量刑时亦酌情考虑。法院遂作出一审判决，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分别判处两名被告人曾智峰、杨医男拘役各6个月，并追缴两名被告人违法所得61650元上缴国库。 南山区人民法院的审理非常巧妙，既回避了对于虚拟财产的的价值认定，又巧妙地完成了审判任务，打击了犯罪。虽然我们不能像判例法系国家那样，通过对案件的审判来带动法律的进步，但是这个案件客观上却造成了我国法律对虚拟财产的保护还是停滞不前的，亟待各部门通力合作，通过立法来加以解决。在网络违法大量出现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网上财产和网上权利需要明确和规范。在这一点上，我国台湾、韩国都走在了大陆的前列。如韩国法律就规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和虚拟物独立于服务商而具有财产价值，其性质与银行账号中的钱财并无本质的区别。我国台湾也在1997年将电磁记录列入刑法保护的财产之列。
此外，我个人认为此案同时也适用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本案中，曾智峰曾受聘入职深圳腾讯计算机有限公司，后被安排到公司安全中心负责系统监控工作。曾私下破解了腾讯公司离职员工柳某的账号密码，利用该账号进入本公司的计算机后台系统，盗取QQ号。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腾讯公司的计算机后台系统应该只能是相关人员才有权利进入，而此案中的曾某主观上存在故意，客观上存在侵入的事实，理应构成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因为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属行为犯，只要行为实施了非法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就构成犯罪。而腾讯科技显然属于这里所指的“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新刑法条文释义》 第1216页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http://www.szcourt.gov.cn/morenews.php#（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网）
参考文献：《电子邮件的法律规范浅析》 蒋利和著 摘自《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二期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及特征》 裴国玺，马丽丽著 摘自《淮海工学院学报》2005年3月期
《论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 摘自《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1月期
《试论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的本质》 摘自《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7月期
《虚拟财产的物权性否定》 摘自《汕头大学学报》 2004年第6期


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袁建波


关键词： 婚姻登记 精神病人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成为全国各地婚姻登记机关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以及法律解释的阙如，对该问题的处理已经成为困扰婚姻登记机关乃至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实务中，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类：其一，精神病人到婚姻登记机关要求办理结婚。由于患病程度不一，少部分完全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不能回答婚姻登记员的问题，无法履行登记程序；而大多数能够不同程度地履行登记程序，有的能大致回答登记员的提问，能够完成声明、签字，但根据当事人本人的交代或婚姻登记员的观察，其精神状况明显有疾患。对第二类精神病人，到底能否办理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感到难以把握。其二，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后，当事人一方的近亲属以当事人有精神病为由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或者宣告无效，并出具了有关证据材料。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后，婚姻登记机关不再受理此类申请，故此类案例最后往往演变成针对婚姻登记机关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登记行为。围绕精神病人婚姻登记问题的行政诉讼近年来大量出现，婚姻登记机关必须派人或聘请律师出庭应诉，无形中造成很大压力。一方面婚姻登记机关认为，婚姻登记行为执行的是形式审查的原则，无法也无权对当事人的精神状况作出专业判断，只能通过一般询问了解其精神状况，只要履行了法定的登记程序，就不存在行政过错；另一方面，由于相关法律解释的缺乏，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后，判决内容也极不统一，有的认为婚姻登记机关没有履行严格审查的职责，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判决撤销登记；有的认为登记行为违法，但系当事人弄虚作假造成，过错在当事人，判决撤销登记行为，但由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基于上述原因，对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作理论探讨成了现实的急迫要求。

二、精神病人能否办理婚姻登记
精神病在医学上有轻重之分，一些轻度的精神疾病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不受影响。本文所称的精神病人，主要指民事行为能力全部或部分丧失者。按照《民法通则》第1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贯彻意见》）第5条的规定，只有那些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人），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些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的，并且不能预知其行为后果的精神病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说明的是，我国法律确立了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宣告制度，但不意味着宣告是精神病人限制行为能力的法律要件。因为只要精神病人的病情达到相应程度，即当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不是必须经过该宣告。1

我国《婚姻法》并没有就精神病人能否办理婚姻登记作专门规定。但《婚姻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排除了精神病人通过行政登记的方式离婚的能力，意即精神病人离婚只能通过诉讼途径办理。该规定直接的上位法依据应当是《婚姻法》第31条，即登记离婚必须是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由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精神病人，不能完全辨认离婚的法律性质和行为后果，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因而不具备“自愿”的前提，同时只有通过人民法院审判才能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作出公正的裁判。由此可知，《婚姻法》及《条例》并非对精神病人离婚的资格进行了限制，而是限定了离婚的方式。对此从理论到实务都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主要从禁婚疾病和婚姻行为能力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 我国《婚姻法》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禁止结婚。这里规定的禁止结婚的疾病是否包括精神病，除了1950年《婚姻法》列举了“精神失常未经治愈”外，现行《婚姻法》及《条例》皆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正式的法律解释予以确认。学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几乎都是引述1994年颁布的《母婴保健法》及其配套规定。《母婴保健法》规定有关精神病（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医师应当提出医学意见，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但2001年的《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则规定，婚前医学检查发现在发病期内的有关精神病的，“医师应当……提出预防、治疗以及采取相应医学措施的建议。当事人依据医生的医学意见，可以暂缓结婚，也可以自愿采用长效避孕措施或者结扎手术。”与前者的表述有别，后者规定当事人“可以”而不是“应当”暂缓结婚。卫生部2002年制定的《婚前保健工作规范（修订）》规定“一方或双方患有重度、极重度智力低下，不具有婚姻意识能力；重型精神病，在病情发作期有攻击危害行为的”，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应“建议不宜结婚”；此外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属于医学上认为应暂缓结婚的疾病，“建议暂缓结婚”。

上述《母婴保健法》及其配套规定与《婚姻法》的规定并不完全衔接。其一是《婚姻法》使用的概念是“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而前者使用的是“不宜结婚的疾病”和“应暂缓结婚的疾病”两个概念，二者的关系不明确。其二是《婚姻法》就禁止特定疾病患者结婚的规定是强制性的，而前者使用“可以暂缓结婚”、“建议”等词汇，无法成为婚姻登记机关决定是否登记的依据。（这也成为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以下两类精神病应当属于禁止结婚的范围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观点：(1) 重型精神病，主要指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这两种精神病之所以成为婚姻成立的障碍,是因为病人缺乏正常的辨识和自控能力,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承担婚后夫妻间的义务及对子女和家庭的责任。而且这两种重症精神病都属于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有的虽可治愈,但遗传发病率仍然很高,对子孙后代的健康和人口的优生造成很大威胁。 (2) 重度痴呆症。患有这种重度智力低下的人,法律上属无行为能力人,他们无法承担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且具有严重的遗传性。因此，以法律解释（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行政解释）的形式将这两类精神病明确列为《婚姻法》禁止结婚的疾病已经十分必要。

（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的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而《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同时规定结婚登记行为必须由当事人亲自实施，不允许他人代理。《婚姻法》并未明确规定当事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禁止结婚，也没有明示此情形下的婚姻绝对无效。较之《民法通则》作为一般法，我们可以认为《婚姻法》作为民事特别法，并没有要求结婚的当事人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此论断可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得到间接印证，该意见第3条规定，“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的，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久治不愈的”，可以判决准予离婚。既然以离婚处理，婚姻当属有效。

判断精神病人能否结婚的问题，应将《婚姻法》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可以把《婚姻法》的“完全自愿”原则同时理解成婚姻行为能力的规定，（婚龄是从年龄的角度规定婚姻行为能力的），该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因素，即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从认识因素看，当事人应当能够独立地而且已经独立地认识到结婚的性质以及行为的法律后果，这就要求其精神状况必须与结婚这一民事行为相适应。换句话说，患有精神病的当事人的婚姻行为能力必须足以对结婚这一重大的民事行为具有独立的正确的认识。从意志因素看，当事人必须享有意思表示的自由，必须以正确的认识为基础形成同意结婚的判断，最后还应作出意思表示。认识因素是意志因素的前提和基础，意志因素是认识因素的发展，又是当事人之间形成结婚合意的关键。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于根本不具备以自己的行为从事民事活动，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也就不具备婚姻行为能力。具体来讲，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辨认能力，不知行为的后果，不能作出正确的意思表示，不符合“完全自愿”的要求，故不能结婚。

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结婚则不可一概而论。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到底要达到哪种程度方才符合结婚的要求，至少目前还无法提出一个精确的标准。美国普通法认为精神不健全将导致婚姻无效，大多数州仍遵从这一规则。而对于结婚需要的意思表示能力各州则差距较大：一些州定义为能够理解结婚合同的性质并有能力理解结婚所带来的权利与义务。另一些法院则只要求在结婚时有同意的能力，而不要求测试其是否有能力理解权利义务的含义，尽可能使当事人所期待的婚姻能够有效。这些法院认为，尽管有些人在商事活动中的确没有行为能力，但这些人不一定不可以结婚，因为结婚对当事人的智力要求比从事商务活动要低地多。2 我们认为，从维护精神病人结婚的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对精神病人婚姻行为能力要求不宜太高。精神病人有权享受家庭的关爱，需要监护，而他们的父母终将无法履行对他们的抚养、监护责任，如果有人愿意与之组成家庭，履行监护职责，总体上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另一方面，现实又存在不少的精神疾患者结婚的现象，如果因当事人不够婚姻行为能力要求而致婚姻无效，既不利于精神病人一方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我国港澳台地区法律就规定精神病人的婚姻属于可撤销婚姻。 3而美国也已经出现了将精神不健全作为可撤销婚姻而不是无效婚姻的趋势，如《统一结婚离婚法》第208条将精神耗弱视为可撤销婚姻的一种。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能够对婚姻关系的性质作出基本正确的判断，能够基本预见结婚的行为后果，并且能够自主地作出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的，应当准许结婚；反之，则不应准许。

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能否登记结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贯彻意见》第67条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确能证明是在发病期间实施的，应当认定无效。可以看出，该意见对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持的是推定有效的态度。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状态正常时，具有婚姻行为能力，应能够登记结婚，缔结的婚姻应属有效。

三、婚姻登记机关的处理原则
婚姻登记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是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建立或解除婚姻关系的合意的一种确定、认可。从本质上看，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婚姻登记机关的职责限于对当事人的登记条件进行形式审查，而对当事人的真实情况无法也无权进行实质查证。由此可知，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行为能力的审查也实行形式审查的原则。对精神病的确认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得由有条件的医院或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完成，婚姻登记机关无法也无权完成此工作。那么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的时候还有没有义务审查当事人的精神状况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正如本文前面已经论证的，不仅精神病人登记离婚受到明文禁止，精神病人结婚登记受到限制也是法律当然之意。

那么登记机关该如何履行审查义务呢？我们认为，对当事人精神状态的审查贯穿于整个登记程序始终，即从当事人提出申请、提交材料、作出声明到领取证件的整个过程；从另一个方面讲，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表明当事人的精神状况可能不符合登记要求，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精神状态的审查也只能限于法定登记程序和材料，换句话说，每个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都应是推定为正常的，当事人不负有提交材料证明自己具有相应行为能力的义务。具体来讲，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精神状态的审查是通过注视其提出申请时的言行举止、询问其结婚意愿以及监督其填写、宣读声明来完成的。需要指出的是，所谓询问其结婚意愿并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只能询问诸如“张三，你愿意和李四结婚么”之类让当事人回答“是”或“否”的问题，如本文前面论述那样，如果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的精神状况存在疑虑，应该而且可以询问其是否知道结婚的性质、法律后果；同样道理，监誓其声明也不应简单理解监督当事人是否把声明书的内容一字不误地读了出来，还应该留意其神态举止是否表示其知道自己行为的法律意义。实务中，有的当事人在履行登记手续时，其父母站在旁边指示当事人该如何回答询问、履行手续，这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自愿的原则，也妨碍了登记员正确判断当事人的精神状况，应予禁止。

如果当事人在结婚登记过程中能基本正确地表达结婚意愿，回答登记员提问，并按要求履行了登记程序，即便观察出其精神有一定程度的疾患，婚姻登记机关还是应当认定其具有婚姻行为能力，按照规定予以登记；反之，当事人明显呈现出重型精神病、重度痴呆症的特征，无法回答登记员的询问或只能机械地回答个别问题，不能履行登记程序，则应拒绝登记。而离婚登记比结婚登记对当事人的行为能力要求更严格，当事人表达离婚意愿和履行登记程序必须准确无误，不得有任何足以让登记机关对其精神状态产生合理怀疑的现象；否则，应告之当事人到法院办理。简言之，婚姻登记机关是以能否合格履行婚姻登记程序来判断当事人的精神状态的。

如果当事人不能合格履行婚姻登记程序，而其近亲属或对方当事人又坚持认为当事人具备相应行为能力且执意要求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作好解释说明，必要时可要求当事人提供其精神状况的医学检查或鉴定证明。另外，如果当事人能够合格履行登记程序，而当事人的近亲属却当场对其精神状况提出异议的，则应提交证据，如医院的诊断证明、鉴定结婚、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等，如果足以证明当事人的精神状况达不到婚姻登记要求的，登记机关应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

当然，鉴于婚姻登记机关审查能力和审查权限的局限，不可避免会出现因当事人隐瞒精神病真实情况，导致为精神状态达不到要求的当事人办理了婚姻登记的情况。为了救济受损害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前所述，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是婚姻登记行为的前提，登记行为只是一种确认程序。只要婚姻登记机关依法履行了登记程序，审查了当事人提交的材料，该行政行为就不应存在违法之处。而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导致的争议本质上应为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应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离婚无效。否定了民事关系的效力自然就否定了登记行为的效力，如按照既有规定，人民法院宣告婚姻无效的，该婚姻的登记行为自然归于无效，而不必通过专门程序予以撤销。由此可知，确立离婚无效制度实属必要，即因一方当事人精神不健全而办理离婚登记的，其近亲属有权代为提起离婚无效之诉；人民法院判决宣告离婚无效的，应当收缴双方的离婚证书并将生效判决书副本寄送婚姻登记机关。

*成都市民政局。
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13-114。
2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43。
3林荫茂著，婚姻家庭法比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50-52。
4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