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作为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我国刑法对从事毒品犯罪活动的人规定了极其严厉的刑罚，如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就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我国刑法对毒品的定义是：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在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鸦片、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这三种毒品。由于不同种类毒品的危害性、成瘾性各不相同，因此我国法律对涉及不同种类毒品的犯罪活动，所规定的刑事责任是有所区别的，例如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就表明了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一千克鸦片的行为，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五十克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的行为，应承担同等的刑事责任。但这并不代表着一千克鸦片的危害性就严格等同于五十克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的危害性，这只是一种法律拟制的对等关系。除了《刑法》中对不同毒品的数量对应关系进行了规定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对不同种类毒品的数量对应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涉案毒品的种类作为一个重要的定罪情节，在毒品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是必须查清的。在刑事审判实践中，法院一般都是依靠公安机关作出的《毒品检验鉴定书》来确定涉案毒品的种类。按照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于单一种类的毒品，按鉴定出的毒品成分确定毒品的种类。对于含有二种以上毒品成分的毒品混合物，应进一步作成分鉴定，确定所含的不同毒品成分及比例。对于毒品中含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分别确定其毒品种类；不含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其中毒性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如果毒性相当或者难以确定毒性大小的，以其中比例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并在量刑时综合考虑其他毒品成分、含量和全案所涉毒品数量。实践中大部分毒品案件都可以按照上述会议纪要的规定，来确定毒品的种类，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保证毒品案件的审判质量。但笔者在审理一起毒品案件的过程中，却发现上述规定并不能适用于全部的毒品犯罪案件，其存在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问题，下面笔者就对此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供各位读者参考。
鸦片作为一种对我国社会危害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毒品，曾给我们整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时至今日，鸦片依然是刑法明文规定的与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并列的三大毒品之一，在毒品犯罪案件中仍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可以说几乎每一名刑事法官，都审理过涉及鸦片的毒品犯罪案件，但是可能几乎没有人注意过一个问题——什么是鸦片？换句话说就是,在审判实践中如何确定涉案毒品是鸦片？很多人也许会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嘛，公安机关鉴定出涉案的毒品可疑物中有鸦片成分的话，就可以认定涉案毒品是鸦片了。但笔者要说的是：这种想法是错的。因为公安机关不可能作出这种“毒品可疑物中有鸦片成分”的鉴定结论，就算有这种鉴定结论，那么这种结论也是错的，至少是不科学、不准确的。
首先，笔者先介绍一下鸦片、吗啡、海洛因三者之间的关系。鸦片是从是罂粟未成熟蒴果经割伤果皮后，渗出的白色乳汁干燥凝固而成，含多种鸦片生物碱，鸦片分为生鸦片和熟鸦片。生鸦片呈褐色，有些品种则呈黑色，其中除了含有15%至30%的矿物质、树脂和水份外，还含有10%至20%的特殊生物碱。生物碱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吗啡类生物碱，其中又包括三种成份，吗啡（含量10%-14%），可待因（含量1%-3%），蒂巴因（含量约为0.2%）；第二类为罂粟碱类生物碱（含量为0.5%-1%）；三类是盐酸那可汀类生物碱（含量为3%-8%）。生鸦片经加工处理后，成为吸毒者使用的“熟鸦片”。吗啡（英文名Morphine），是一种精神科药物，分子化学式为：C17H19NO3。吗啡是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也是鸦片中的主要成瘾性物质。纯净的吗啡为无色或白色的粉末或结晶,粗制吗啡俗称“黄皮”。海洛因（学名：二乙酰吗啡），分子化学式为：C21H23NO5，是吗啡经酰化反应后产生的一种衍生物。简单来说就是：鸦片的成瘾性来源于其天然含有的吗啡，海洛因是吗啡经化学加工后产生的衍生物。
其次，司法实践中对毒品的检验一般是通过化学方法，对毒品可疑物中含有的各种毒品化学物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但这种方法只能检出吗啡、海洛因、甲基苯丙胺这类单一的化学物质，对于鸦片这种混合物来说是不可能直接检出的。所以说在对鸦片进行毒品检验时，只能检出其中含有的吗啡、蒂巴因（甲基吗啡）、可待因（二甲基吗啡）、罂粟碱、那可汀等化学物质，而不会直接检出一种叫“鸦片”的化学物质。
笔者之所以会关注以上的问题，是源于笔者曾经审理的一个运输毒品案件。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运输的毒品是鸦片，但是公安机关作出的《毒品检验鉴定书》却证实从涉案的毒品可疑物中检出吗啡成分。发现这个问题时，笔者首先想到的是公诉机关的笔误，将吗啡误写为鸦片，但是在查看了涉案毒品的照片后，笔者发现毒品是黑褐色的膏状物体，明显与吗啡的外观特征不符，反倒是符合鸦片的外观特征。涉案毒品到底是鸦片还是吗啡呢？笔者带着这个巨大的疑问，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在明确了鸦片、吗啡、海洛因三者间的关系后，笔者提出让公安机关对涉案毒品重新鉴定，以确定毒品可疑物中是否含有吗啡以外的其他成分，同时对吗啡打含量作出鉴定。经再次鉴定，从涉案毒品可疑物中检出了吗啡、蒂巴因、可待因、罂粟碱、那可汀等成分，其中吗啡的含量约8%。在看到这份鉴定后，笔者已经内心确认了涉案毒品是鸦片而非吗啡，但后续问题也随之而来了，那就是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对鸦片作出法律意义上的定义，认定涉案毒品是鸦片于法无据。如果按照《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以其中毒性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来认定的话，涉案毒品就会被认定为吗啡，这显然是违背科学常识的。而且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吗啡与鸦片的数量对应关系为1:10，将实质上的鸦片认定为法律上的吗啡有悖于罪责性相一致的原则。本着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笔者最终将涉案毒品认定为鸦片。
为了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出现，对刑事审判工作造成干扰。笔者建议相关立法机关应尽快对“鸦片”作出法律意义上的准确定义，并制定出台准确、完善的“鸦片”检验、认定标准，使“鸦片”的认定在刑事审判中有法可依。
（作者单位：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群众心中有杆秤：警为民 民就爱警——由“7.5”暴乱思和谐警民关系之构建
李钢
震惊国内外的新疆“7.5”暴乱事件让国人更加看清了以热比娅为首的分裂势力的狰狞面目，一群试图破坏国家统一、破坏民族团结、打砸抢烧的极端分子赤裸裸地暴露于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和支持中国统一的世界有识之士眼前。我们为在暴乱中被无辜杀害的同胞沉痛默哀，为在暴乱中无辜受伤害的同胞诚挚祈福，但更为以热比娅为首的暴乱分裂分子感到羞耻。
在新疆解放以来最为严重的乌鲁木齐“7.5”暴乱中，我们的公安民警冲锋在前，舍生忘死，英勇奋战。在危难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置于首位，快速反应，果断出击，坚守岗位，不怕牺牲。我们的公安民警以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展示着人民忠诚卫士的本色，诠释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宗旨。我们的公安民警在暴乱中的英勇表现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赞誉，更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称赞与拥护。事态得到控制后，我们的公安民警以忠诚于党、热爱人民、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坚守在一线，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忘我感动着经历劫难的乌鲁木齐市各界人士。一幕幕警为民、民爱警的和谐、感人画面定格在乌鲁木齐市的大街小巷：新疆的企事业单位将慰问物资和慰问金送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公安厅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某集团公司下属的宾馆为执勤民警送去精心准备的饭菜；自发组织的乌鲁木齐市民用手推车将矿泉水、馒头、西瓜送到公安民警执勤点。一声声感谢的话语，一滴滴激动的泪珠，都在诉说着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公安民警维护稳定、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感激之情。人民群众与公安民警的心融到了一起，骨肉相连，亲密无间，警民就是一家人啊！就如一位新疆市民说的“公安民警就是最可爱的人”。“有公安民警在站岗巡逻，我就觉得安全。”“公安民警那么辛苦，我为他们送饭是应该的”。简单的话语却道出了公安民警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分量和地位，多么和谐的警民关系啊！群众心中有杆秤：警为民，民就爱警。
公安部党委在2008年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提出把“三项建设”作为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的重要工作。其中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就是一个重要支撑，它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本宗旨对公安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做好新形势下社会稳定工作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各级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改善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赢得了更多人民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但是，不和谐因素依然大量存在，在某些领域甚至还比较严重，人民群众对某些执法行为意见很大，对一些民警的执法形象和态度很不满意。是人民群众太挑剔？还是我们的执法相对人太难伺候？我们的人民群众都是朴实、正直的人民，他们的心里只认一个理：公安民警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谋利益，老百姓就拥护他、支持他、爱护他，就把他当亲人。人民群众心里有杆秤，他们知道美丑、善恶、好坏，知道感恩图报。那么到底如何才能解决警民不和谐问题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民警要有为民之心、爱民之情，真正从内心把人民群众当作亲人，从点滴小事做起，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第一位。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依法、公正、文明执法，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用心去接触群众、亲近群众，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并据此改进我们的工作，更好、更高效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有鉴于此，公安部党委提出了“大接访”和“大走访”两大举措，笔者认为很及时、很必要。要对社会不同阶层的群众进行接访和走访，特别是要深入到失业下岗和生活困难群众、返乡农民工和低收入群众等家庭，多与人民群众说话、交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了解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对我们工作的意见和要求，才能有针对性地改进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的各项工作措施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多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人民群众送温暖、送平安、送法律、送服务、送唠嗑，把侦破“小案件”、调处“小纠纷”、整改“小隐患”、办好“小事情”、解决“小问题”切实放在心上，从群众最关心的“小”事、最揪心的“烦”事、最期盼的“好”事做起，不要瞧不起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要怕麻烦，因为这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而现实的需要，也是最能增进同人民群众感情的途径。只有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的群防群治和综合治理工作才会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就能够拓展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使我们的公安工作走上良性发展道路，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大案、要案我们要查、要破，但更经常面对的是琐碎的“小事”，一个认识必须要深植于民警心中：人民群众的事没有小事，人民群众的事就是大事。我们的公安民警要学会做一个修理工、清洁工、调解员等角色，新时期的社会更需要懂得做群众工作、深深扎根于社区、与人民群众一家亲的公安民警。人民群众心中有杆秤，只要我们的公安民警情系于民、取信于民、权用于民、利谋于民，他们就会毫不吝啬、全无保留地献出他们的真情，和谐警民关系何愁不能建立？
广西区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一大队 李钢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订《安徽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订《安徽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7年11月2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安徽省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修订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对《安徽省计划生育条例》作如下修订：
一、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对计划生育经费应严格管理，合理使用，并加强内部审计。依照本条例征收的社会抚育费，只能用于计划生育事业，计划生育经费的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二、第七章的标题改为“法律责任”
三、第三十五条第四项修改为：“未达到法定婚龄，禁止结婚生育。非法同居生育的，除按本条第一、二、三项规定征收计划外怀孕费、计划外生育费外，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四、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常住人口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作出处罚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流动人口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作出处罚决定并下达处罚决定书。”
五、第四十二条第四款修改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997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