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标牌制造厂与兰某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03）于民权初字第742号、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沈民四权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基于劳动关系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由于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为劳动者，因而在诉讼中相关权利的冲突较为明显，侵权行为也更为隐蔽。并且，劳动者侵犯企业商业秘密的案件，在举证、鉴定等各方面，都比一般的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更为复杂。
三、基本案情
被告兰某于1998年至2000年任原告沈阳市标牌制造厂（以下简称“标牌制造厂”）副厂长，在此期间，兰某未与标牌制造厂签订过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
被告王某是沈阳铁路局印刷标签厂的一名下岗工人，与被告兰某系夫妻关系。2000年8月21日，王某注册成立了一伦标牌制造厂，2002年9月6日注册成立了被告伊渤伦厂。2003年12月31日，一伦标牌制造厂注销。
后标牌制造厂以兰某、王某、伊渤伦厂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原告标牌制造厂在一审庭审中所述的商业秘密包括技术秘密：喷砂工艺、抛光工艺、氧化工艺，以及沈阳机床厂一家经营信息。
经查明，标牌制造厂为其上述商业秘密采取的保密措施为：1991年4月10日标牌制造厂的会议纪要，作为会议内容之一在上面记载了一项“反内盗，主要是盗技术、信息等。”标牌制造厂的单位档案管理达标的证明。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伊渤伦厂制作标牌的工艺流程均为：制作白图—晒印—制版—腐蚀—喷砂—抛光—氧化。
再查明，《现代铭牌商标装饰技术》、《电镀工艺手册》等书中公开了喷砂工艺中的温度、时间；氧化工艺中的硫酸加水；抛光工艺，采用磷酸加铬酐等技术方法。
四、法院审理
于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由于三被告,即兰某、王某及伊渤伦厂提供相关公开书籍作为反驳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标牌制造厂生产标牌在喷砂、电抛光、机械抛光、氧化工序所采用的技术来源于公知技术，原告无证据证明三被告不可以使用该项技术，且对于三被告所用的技术无异议，故原告提出三被告侵犯其商业秘密不能成立。至于原告标牌制造厂认为其向沈阳机床一厂销售标牌的数量的减少是由于被告将产品销售给沈阳机床一厂的主张，由于原告对此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举证证明，而被告却能够证明沈阳机床一厂并未将原告标牌制造厂作为唯一的供货单位，因此原告的认为被告侵害其客户名单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标牌制造厂提出兰某、王某及伊渤伦厂侵犯其商业秘密的主张不能成立，标牌制造厂要求三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沈阳标牌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亦由原告承担。
宣判后，标牌制造厂不服，上诉至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其上诉理由为：被上诉人兰某、王某、伊渤伦厂提供的书籍不构成上诉人商业秘密的公开；三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应承担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兰某、王某及伊渤伦厂则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标牌制造厂在法院审理期间，主张其商业秘密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两部分。其主张的技术信息为：烘烤工艺、喷砂工艺、氧化工艺、抛光工艺；经营信息为包括沈阳机床一厂、沈阳电力机械厂等五家客户。
经审理查明，沈阳市中院认为：本案纠纷系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故首先应确认上诉人标牌制造厂所述的技术信息及经营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权利人要主张其具有商业秘密，首先应当明确其范围，且该范围应清楚、固定，通过一定的载体形式表现出来。上诉人标牌制造厂在起诉状、一审陈述及二审审理过程中，对其所要求保护的商业秘密的范围每一次陈述均不一致，其起诉状中强调其技术秘密为：制作图纸、设备构造、工艺配方、原料配方、生产工艺、生产流程；一审法院审理中主张为：喷砂工艺、电抛光采用磷酸、铬酐，机械抛光用沈阳布轮厂生产的布轮；氧化工艺，采用硫酸加水，时间由实际操作技术人员掌握。而在二审审理中却又认为机械抛光不是商业秘密，对电抛光工艺、氧化工艺又增加了多项技术参数。故从上述几次的变化中，法院认为上诉人对其主张的商业秘密没有固定的载体形式，且其范围也不清晰、明确。其次，除了商业秘密的范围要具体明确外，权利人还应当有针对性的对具体明确的范围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本案中，上诉人对其商业秘密的范围并不清楚，因此没有相应证据证明上诉人采取了合理、适当的保密措施。上诉人主张其采取保密措施的证据有1991年的会议纪要、档案升级的证明。关于会议纪要，其上没有记载上诉人所涉的商业秘密究竟是什么，哪些人员应该对哪些技术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只是在会议纪要上强调“反内盗”。关于档案升级，只能证明上诉人单位的档案管理达标，并不能作为上诉人对具体商业秘密采取合理、适当保密措施的依据。此外，上诉人也没有与涉案的被上诉人兰某签订过任何有关技术秘密的保密协议。故上诉人主张其已采取了适当的保密措施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标牌制造厂所称的技术秘密没有具体明确的范围，并且没有采取合理适当的保密措施，不具备商业秘密的法定特征，不能认定为商业秘密。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经营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问题。要构成法律上的经营秘密，应该具有商业秘密的三个法定构成要件。权利人应当举证证明其客户名单系其通过花费一定的劳动和努力而收集起来的特有的客户群，并且需证明将这些客户信息作为经营秘密加以系统的管理和采取的合理保密措施。而本案中，上诉人未向法院提交其经营信息具有经营秘密法定构成要件的相应证据，亦未对其采取的保密措施进行举证，故对上诉人的客户名单为其经营秘密的主张，法院亦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提供的书籍不能认定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已经公开的问题。法院认为，即使上诉人所主张的技术秘密被视为商业秘密，由于其中大部分技术已在公开出版物上公开，与公知技术相同的部分不能作为上诉人的商业秘密而给予保护；至于与公知技术不同的部分，由于上诉人没有明确其范围，亦没有采取合理、适当的保密措施，故均不构成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对上诉人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所主张的技术信息及经营信息不具备商业秘密的法定构成要件，不能作为商业秘密给予保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最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中，劳动者“跳槽”是引发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的最大诱因之一。故在本案中，我们主要来探讨一下基于劳动关系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的特点。
基于劳动者身份的特殊性，劳动者“跳槽”所引起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具体有以下特点：
首先，诉讼主体为劳动者，因此在诉讼中相关权利冲突较为明显。例如，诉讼的关键可能取决于某项技术成果，在劳动者为被控侵权行为人时，该技术成果是属于员工的职务成果还是非职务成果就对案件起着决定性作用，此时就存在着劳动者对其非职务成果的所有权与企业对于劳动者职务成果的所有权的冲突。更为明显的例证则是企业与员工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这时就存在着企业对其商业秘密的所有权与员工的劳动权、自由择业权之间的权利冲突。
其次，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的客体为商业秘密，而劳动者具有获取该商业秘密的便利条件。一方面，企业需要依靠部分员工创造及使用商业秘密，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这部分的涉密员工通过合法途径即获得了企业的商业秘密；另一方面，即使是非涉密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也比外来人员更容易发现企业的管理漏洞，因而也更易通过窃取等方式获得企业的商业秘密。
再次，由于劳动者较易获得企业的商业秘密，其侵权行为也就更为隐蔽。对于上述的第一种员工而言，其泄露、使用企业商业秘密的行为往往与其职务行为难以界定、区分，因此企业很难发现，发现后也很难进行举证证明；而对上述第二种员工而言，其在暗地里将商业秘密披露给不法分子，或以该商业秘密入股至其他的单位，使侵权行为人以极隐蔽的方式获取了企业的商业秘密，若企业未能做好收集证据的工作，很可能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出了。
最后，劳动者侵犯企业商业秘密的案件，往往比通常的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更为复杂。商业秘密侵权纠纷大多涉及较为复杂的专业知识，往往需要借助专家，通过鉴定的方式对争议的商业秘密进行鉴定。而在劳动者侵犯企业的商业秘密案件中，由于争讼的商业秘密可能经过了劳动者的技术改进或创新，因而鉴定的过程可能会更为复杂。若该劳动者将企业的技术资料进行更改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并称其是通过正当的开发途径取得了争讼的商业秘密，那么，企业要证明其对于商业秘密的所有权则变的更为困难。
综上可知，基于劳动关系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比普通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更为复杂。因此，对于企业来讲，必须协调好在职员工、离职员工与商业秘密的关系，通过制度管理、法律约束等手段，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不被侵犯。而对于员工来讲，也应增强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保密意识，即使“跳槽”了，也不能违反了自己的忠实义务，给企业及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