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回应了民众对司法大众化的期待，在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了小额诉讼。然而这种规定并不完善，在实践中不易操作。笔者通过对影响其案件类型化的民事法律关系和诉的分类两个要素进行探讨，认为可以在我国立法所确立的现有小额诉讼范围——案件性质与标的额两个方面的基础上，以民事法律关系和诉的分类来确立案件范围的第三个方面——案件类型，并据此梳理出九种案件类型供参考。

　　关键词：小额诉讼；案件性质；标的额；民事法律关系；诉的分类


　　2013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开始施行。新法首次规定小额诉讼程序，回应了民众对司法大众化的期待，在减轻当事人负担、提高诉讼效率、科学配置司法资源，实现案件分流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该制度在立案标准、受理规则、程序设置等方面规定不清，仍需要具体的司法解释来完善。为此，一些地区纷纷出台地方性解释确立该程序的实施规则，以期解决小额诉讼在实际执行中的问题。然而这些规则多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标准存在差异，很难将案件类型化。本文从小额诉讼案件的发展、影响因素两方面出发，对可能适用该程序的案件类型进行分析，以期为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案件的界定提供参考。

　　一、小额诉讼案件类型的发展

　 “小额诉讼这一术语是指地区(县) 法院审理包括由消费者提起的索赔金额不到100英镑起诉，而应用的一种相对简化的程序。” 这是英国《法律词典》对小额诉讼所作的解释。在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了小额诉讼。受案法院的级别、案件性质、标的额及一审终审这四个要件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小额诉讼。

　　小额诉讼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有利于保障当事人“接近正义”的机会平等，实现程序效益最大化，符合费用相当性原则；同时其满足现实的司法需求，有利于科学配置司法资源。 正是考虑到这样的优势，立法者在此次民事诉讼法修订中引入了这项制度。

　　小额诉讼的价值重在效率，因而其制度设计也多是围绕效率进行的。实践中，我们应该正视小额诉讼的价值，同时对于那些反对或者呼吁缓行该制度的意见也应重视，在高效办理案件的同时保证其公正性，并通过不断地探索来完善这项制度。 其中，小额诉讼的受案范围就是这项制度中一个亟待完善的方面。

　　英美法系的美国、英国及我国香港地区，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澳门地区均在立法上规定了小额诉讼。研究这六个地区对小额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不难发现虽文字规定各不相同，但实质都是从诉讼金额和案件类型两个方面进行的诠释。诉讼金额是由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而案件类型则是既有共性又存在地方差异。值得指出的是，英国通过对不同案件类型的诉讼金额做不同的上限规定，确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虽规定了四个方面：一是受案法院为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二是案件性质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三是标的额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四是实行一审终审制。案件性质和标的额反映了受案范围，而在确立适合的案件后，受案法院级别与一审终审则体现了这类案件程序上的安排。基于此考虑，我国现有的小额诉讼案件范围是从案件性质简单及标的额小两个方面所作的规范。仅以基层法院常受理的离婚案件为例，若以性质简单和标的额小为标准，就可以直接适用小额诉讼，采用一审终审制。但实际中因离婚案件涉及到身份关系，大多数人仍持审慎态度。而同时满足性质简单和标的额小的婚约财产、离婚后财产纠纷因为实质是财产争议，可将其归入小额诉讼范围。如我庭审理的一起黄某诉郭某婚约财产纠纷，双方在订婚后因感情不和无法结婚，原告黄某要求郭某返还彩礼。此类案件双方往往争议不大，在标的额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小额诉讼解决纠纷。

　　在实践中，诸如此类有关于案件类型的差异也影响了小额诉讼的适用。因此，如何准确把握这一影响案件范围的因素，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从而建立全面合理的小额诉讼受案范围，亟待探讨。

　　二、影响小额诉讼案件类型的因素

　　从实体法角度看，法律案件的本质是法律关系。而从程序法角度看，诉讼案件的类型实际体现为诉的分类。以下将分别从上述两方面出发，分析小额诉讼案件的类型。

　　（一）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标准所做的分析

　　民事法律关系是指根据民事法律规范确立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是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按照是否直接以财产利益为内容，民事法律关系可分为财产法律关系和人身法律关系。

　　财产法律关系通常体现在物权纠纷、债权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方面，因其直接以财产利益为内容，标的额可以确定，在满足其他条件后理论上可适用小额诉讼。而实践中并非所有财产法律关系的案件都适用小额诉讼，其隐含的内在规定又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案件性质简单，如企业债权转股权的纠纷虽属财产法律关系，但案件性质复杂，亦不适用小额诉讼；二是标的额小，如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通常都不会是小额的，亦不适用小额诉讼。各地区针对小额诉讼的立法大多也以财产关系为界限。在美国，小额诉讼程序多用于合同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在英国，申索房屋修缮费用的纠纷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日本规定了借款纠纷。我国澳门地区规定了金钱债务诉讼和消费权益诉讼。我国香港地区法律规定因毁约引起的或民事金钱申索的案件适用小额诉讼。

　　人身法律关系一般表现在婚姻家庭、继承等方面，其不以财产利益为内容或者不直接体现财产利益，从而不存在标的额或者标的额不能直观体现（有的可能需要鉴定或者评估），一般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同时考虑到人身关系相对每一个民事主体的重要性，也应慎重对待，不宜适用小额诉讼。

　　然而，各种法律纠纷并非能够严格划分在财产或者人身法律关系中，如继承体现为具有某种特殊身份的财产纠纷，含有人身与财产的双重属性。而美国的交通事故纠纷、英国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及我国香港地区规定的申索包括诉讼费以外的其他救助、纠正或补助的纠纷也正是属于这种情况。这三种类型的纠纷实质上体现了一种基于身份关系而发生的财产争议，其虽包含双重属性，但实质损失属于理论上可以估价的，因此其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面对此问题，德国立法没有区分，仅设立了标的额限制，规定财产权及非财产权的案件适用小额诉讼。

　　（二）以诉的分类为标准所做的分析

　　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是以诉的分类来确定小额诉讼的案件范围。传统理论将诉分为三类：确认之诉、形成之诉及给付之诉。

　　确认之诉，是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要求确认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诉。这种诉尽管存在确认有价值的法律关系，但是没有明确的标的额，例如请求确认收养关系的纠纷。因此，笔者认为确认之诉不宜适用小额诉讼。

　　形成之诉又称变更之诉，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以判决改变或者消灭现存的法律关系的诉。形成之诉与确认之诉相同，都不存在可供估价的标的额，例如变更抚养、扶养、赡养纠纷。形成之诉同样不宜适用小额诉讼。

　　给付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义务之诉。义务的范围包括实施某种行为，而返还原物、排除妨害，赔偿损失等都属于这个范围。当给付内容为金钱或者物等可估价的物品时，适用小额诉讼。如日本小额诉讼立法以金钱支付请求为范围,包括了借款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小额事件,其仅限于金钱支付请求而不包含物的交付请求。我国台湾地区规定的范围是请求给付金钱、其他替代物或有价证券的诉讼。

　　此外，前面所提到的美国交通事故纠纷、英国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及我国香港地区规定的申索包括诉讼费以外的其他救助、纠正或补助的纠纷，这三种类型的纠纷从诉的角度来理解，最终都是请求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综合分析民事法律关系和诉的分类这两种角度，不难发现，美、英、日及我国香港地区均在立法上穿插体现了这两种角度。两者互相协调，互相弥补，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案件类型的范围。笔者认同这样的立法方式，认为可以在我国立法所确立的现有小额诉讼范围——案件性质与标的额两个方面的基础上，以民事法律关系和诉的分类来确立案件范围的第三个方面——案件类型。

　　三、探索我国小额诉讼案件的类型

　　我国的小额诉讼立法应综合考虑民事法律关系和诉的分类，而民事法律关系在实务中又是作为确定民事案由的主要依据，因此，立足于实务，笔者将以现有法律所规定的民事案由为出发点来确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范围。同时考虑到三种诉之中，仅给付之诉在性质上适宜采用小额诉讼方式，因此将在建议中对其做兜底处理。
当事人可否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规避国家禁止违章建筑转让的规定？

朱龙岗


案件事实：

　　2004年5月3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约定由被告将其位于**县**镇**村三社5517平方米土地及地上建筑物33间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款70万元（其中土地作价46万元，建筑物作价24万元），过户手续由被告办理。协议签订后，原告当日支付给被告定金20万元。由于**县国土局停办**镇的过户登记，鉴于此，双方于2004年7月10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土地转让协议继续有效，时间和交款方式上有所变动：1、由原告再支付15.2万元给被告，待可以办理过户手续时7日内双方配合办理，原告在六个月内将余款付给被告；2、现在和办理过户手续期间，双方无权将土地作其他用途，如政府政策变动，双方均不算违约。当日原告支付给被告15.2万元，余款35.2万元未付。此后，因***国土局对**镇规划区继续实行封户，并一直停办**镇土地使用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被告未能办理过户手续。2006年7月1日、7月3日原告书面通知被告履行协议，被告在通知上签字答复：“本土地本人自己搞生产用，现不能处理”。原告据此认定被告违约，遂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履行协议。



　　一审及二审法院认定：



　　原审法院认定“因地上建筑物系临时建筑，故本案系因转让土地使用权引起地上建筑物一并转让，而非转让地上建筑物引起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本案性质应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而非房地产转让纠纷，不适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已经建成的，还应当持有房屋产权证书的规定。”二审法院认定“依据被告与原告所签协议的名称和协议内容，表明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主要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而房屋系随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而转让，故原审法院确定本案系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正确。”

　　笔者认为，法院的认定是对《房地产管理法》的歪曲理解，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理由如下：



　　第一、双方当事人在《土地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被告转让的标的物既包括土地，也包括土地上的砖木小青瓦房，其中土地面积5517?，作价460000元；砖木小青瓦房约2000?，计三十三间半作价240000元。

　　第二、法院显然混淆了房地产的概念，所谓房地产，即是房产和地产的综合体，《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的房地产，既包括建筑物所有权，也包括建筑物下的土地使用权；如果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牵涉到地上建筑物，根据房随地转的原则，建筑物也随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因为转让的标的包括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所有权，故其应受《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管辖。此外，《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是国务院1990年颁布实施的，其效力阶位上属于行政法规，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1994制订通过的，其效力阶位为法律，在适用上应遵循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的原则；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实施之前，国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房地产法律，《暂行条例》只是针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做出暂时性规定，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是我国是目前最完备的、全面调整房地产关系效力层次最高的规范性文件，《暂行条例》没有被房地产管理法改变或取代的部分依然有效，其与《房地产管理法》相冲突的部分则不再有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作为一个统一的管理房地产关系的法律，不仅适用于建筑物的转让，也适用于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至于土地上是否有建筑物，无论建筑物合法还是非法，其都属于客观事实，需要结合协议签订时土地使用状态做出客观判断，而不能仅仅基于当事人的约定。事实上，在二审判决之后本案所涉土地上的建筑物都还没有拆除，故本案应适用《房地产管理法》规定。

　　第三、认定是否属于房地产纠纷，不应该只看协议的标题，还应综合协议内容及性质整体认定。本案中，地上房屋的建筑面积是土地的三分之一还多，建筑物转让价格也超过了土地转让价格的二分之一，如果当事人仅仅约定转让土地使用权，那地上建筑物转让面积和转让价格的约定就没有了合同上的依据。当事人之间是否就地上建筑物转让达成协议，需要依照合同的内容进行确定，在法律上，转让的方式主要有买卖、赠与或其他方式，本案当事人转让方式属于买卖，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买卖合同的一般条款为：1）当事人的姓名和住所，本协议的当事人就是原告和被告；2）标的，本案的标的即为当事人在协议第二项约定的砖木小青瓦房的所有权；3）数量，本案第二条约定砖木小青瓦房数量计三十三间半，面积约2000?；4）价款，协议约定小青瓦房作价240000元；5）履行期限，即是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待可以办理过户手续之时；6）履行方式，即协议第五条约定被告即甲方收到第二次付款后及时办理过户手续并交给乙方，并于70天内搬出此院并交付给乙方，其中前者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履行方式，后者为地上建筑物交付的履行方式；7）违约责任，即协议第七条约定如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赔偿对方协议成交额的百分之五十作为对方的损失。综上，当事人签订的协议符合建筑物买卖合同内容所有必备要件，并经双方签字，房屋转让合同依法成立，故本案应定性为房地产转让纠纷，而非单独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

　　第四、无论本案属于所谓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即属于《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的情形，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其地上的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随之转让，还是《房地产管理法》中规定的房地产转让纠纷，因为都牵涉到地上建筑物的转让，故不能因为《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而排除《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即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已经建成的，还应当持有房屋产权证书”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的适用。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虽然规定了房随地走的原则，但也仅仅是规定了地上建筑物有所有权时才随土地一起转让。在地上建筑物没有取得所有权时法律后果如何，暂行条例没有明确规定，而后来实施的房地产管理法对此做出了补充性规定。因为在法律上房屋产权证书是证明房屋所有权的唯一凭证，而临时建筑，违章建筑是无法取得所有权的，故当地上建筑物没有取得所有权时，依照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禁止性规定，依法不能转让。否则，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规避国家禁止违章建筑、临时建筑转让的规定，《房地产管理法》沦为一纸空文。此外，本案中的地上建筑物，也不属于临时建筑物，根据《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在建制镇规划区内建临时建筑，必须经建制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临时建筑必须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内拆除。被告的地上建筑物既没有经过**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并且建成后直到现在也没有拆除。故应当认定为违章建筑，而根据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违章建筑因为无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故法定不能转让。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故自始无效。

　　结论：

　　本案是发生在成都的一个真实案例，其实案件事实十分简单，法律关系也很清楚，但一审、二审法院为什么会在法律的适用上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呢？我认为原因有二，第一、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中，如果转让合同的效力存在争议，法院一般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为了惩罚失信的转让方而促使合同生效，法院的出发点固然可道，但当社会利益和诚实信用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社会利益应优先受到保护。房地产管理法之所以禁止违章建筑物转让，不只是为了维护受让人的合法权益，更是为了维护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免于违章建筑物潜在的侵害，其具有公法性质；而转让合同则具有相对性，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为了维护合同相对方的预期利益不受损害，其适用依赖于合同的约定，合同具有私法性质。私法行为的原则是当事人可以任意约定，但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极有可能损害国家、社会或他人的利益，正是基于此公法才应运而生，并规定违法公法强制性规定的私法行为无效，可见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也有相对性和局限性，其以不超越法律强制规定为限。第二，法院审判暗箱操作的情况依然存在，在某些地方甚至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司法腐败不铲除，类似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判决只会屡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