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285号
《湖北省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已经2005年12月26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省长 罗清泉
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湖北省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水资源有效保护和统一管理，促进节约用水，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直接从地下或者江河、湖泊及水工程拦蓄的江河、湖泊水域内取用水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水资源费。
下列取水免征水资源费：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
（二）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年取用地表水水量在3000立方米以下、地下水水量在15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
第三条 水资源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分级负责征收。
（一）取用地表水，年取用水量1100万立方米（含1100万立方米）以上；取用地下水，年取用水量70万立方米（含70万立方米）以上；发电取用水，水（火）电厂总装机在5万千瓦（含5万千瓦）以上的，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
（二）取用地表水，年取用水量在800万立方米（含800万立方米）至1100万立方米的；取用地下水，年取用水量在50万立方米（含50万立方米）至70万立方米的；发电取用水，水（火）电厂总装机在25万千瓦（含25万千瓦）至5万千瓦的，由市（含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下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
（三）其他取用水由县（含县级市、区，下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
第四条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由省物价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拟定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五条 水力发电按实际发电量计征水资源费；火力发电按设计耗水量计征水资源费（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其他取用水按取用水量计征水资源费。
按取用水量计征水资源费的，缴费人应当安装合格的计量设施，计量取用水量。不安装取用水计量设施或者不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如实提供取用水资料的，按取用水设施的最大设计流量计算取用 水量，征收水资源费。
按发电量计征水资源费的，缴费人应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如实提供发电量。不提供的，按设计 最大发电量计征水资源费。
火力发电企业不提供设计耗水量资料的，对开式发电用水企业按实际取水量的5%计征水资源费；对闭式发电用水企业按取水设施的最大设计流量计征水资源费。
第六条 物价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水工程供水价格时，应当将水资源费列入其成本；尚未列入成本的，供水单位在收取水费时按标准加收水资源费。
第七条 征收水资源费应持有物价主管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使用省财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
第八条 按规定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的水资源费全部自留。
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的水资源费，自留70%，上交省30%。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水利单位征收的水资源费，被委托单位自留40%，上交省60%。
第九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按月（季）向取用水单位和个人送达《湖北省水资源费缴款通知书》。缴费人应当按照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和缴款数额按时足额缴纳水资源费。
第十条 水资源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当年结余，结转下年使用。
第十一条 水资源费主要使用范围：
（一）重点水源工程建设项目；
（二）饮水安全、水资源保护建设项目；
（三）节水型社会建设项目；
（四）水资源规划、水资源费征收开支；
（五）特困企业及社会福利企业的水资源费返还等。
第十二条 取用水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水资源费的，由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三条 当事人对征收水资源费或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缴纳水资源费或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四条 财政、物价和审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对水资源费征收、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弄虚作假的；
（二）坐支、截留或拒不上交水资源费的；
（三）贪污、挪用水资源费的；
（四）违反规定，随意减免或者擅自提高标准、扩大范围征收水资源费的。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1997年1月7日省人民政府颁布的《湖北省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13号）同时废止。
新刑诉法在辩护制度中凸显了“尊重保障人权”的原则,在吸收2007年《律师法》的基础上作了修改和完善,对有效促进诉讼民主、诉讼文明、诉讼公开和诉讼监督制约,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办案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勇于面对,努力寻找应对之策,积极应战的同时,要深刻认识保障被追诉人辩护权的重要意义,全面把握新刑诉法关于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切实有效地加以贯彻落实,从而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一、检察环节保障被追诉人辩护权的意义
被追诉人的辩护,主要表现为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和认证对被追诉人有利的材料和理由,在实体上反驳指控,提出被追诉人无罪、罪轻、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及在程序上主张被追诉人所拥有的合法的诉讼权利,防止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应有的侵犯。[①]这种权利既包括实体性的权利,如,提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也包括程序性权利,如,主张被指控人应当依法享有的权利、对侵害其辩护权行为的控告或者申诉权等。就检察机关而言,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维护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辩护权是被追诉人的核心权利。被追诉人的辩护权有效行使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程度的重要尺度。美国著名律师德肖微茨曾说:“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不齿之徒辩护的态度。”[②]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程序主体,其不仅被视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基本人权在诉讼中得到有效保障,而且拥有参与涉及自身利益决定过程及改善自身处境的机会和手段。通过辩护权的有效行使,保障被追诉人对诉讼程序的充分参与,由被动地接受追诉和审判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诉讼,积极防御,充分表达意见,排除国家对其不利甚至错误的指控,有效影响诉讼进程和诉讼结局,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③]
(二)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实现司法公正,是刑事司法所追求的目标。在刑事诉讼中实现司法公正,前提之一是必须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控辩平衡,防止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刑事审判过程中公权力的滥用。公权力的滥用,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大障碍。近年来发生的佘祥林、赵作海等冤假错案,无不是因为不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辩解和律师的辩护意见所致。被追诉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能有效体现诉讼民主,有助于对检察机关办案活动的监督和制约,促使检察人员认真办理每一件案件,防止违法违纪行为,提高执法公信力。
(三)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办案质量。
在检察环节听取辩护人的特别律师的意见,一是可以帮助检察机关在诉前建立起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体系,防止错诉,减少因前期证据不足而导致的撤诉,避免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再调取证据等现象的发生,从而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二是有利检察机关对律师提出的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和情节的分析判断,提高量刑建议的准确率;三是有助于检察机关进一步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了解辩护人对于案件认定的态度及辩护观点,及时发现案件事实、证据、定性上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法庭上控辩双方将要辩论的焦点,并有针对性地做好法庭讯问、示证质证和辩论的准备,提高量刑建议的准确率,掌控庭审的主动权。
二、新刑诉法对有关辩护制度的新规定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保障辩护权进步之处主要体现在:
(一)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现行刑诉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但未明确辩护人身份,导致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底气不足。 新刑诉法在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此次修改将实现嫌疑人从被追诉起就可以聘请辩护人,从而实现辩护与追诉的同步,意味着在侦查阶段不仅仅是侦查机关单方面的侦查活动,而且还有辩护方的辩护活动,从而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
1、提前了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时间。从现行刑诉法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到了“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从而使得侦查权的行使不仅要受到检察院的监督,而且也受到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律师辩护人的制约,从而增强了侦查阶段的民主性和透明性,防止了其滥权的可能性。
2、扩充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根据新刑诉法第36条、37条、38的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的权利有:①为犯罪嫌疑提供法律帮助;②代理控告、申诉;申请变更强制措施;③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嫌疑的罪名和案件的有关情况,提出意见;④会见和通信等。与现行刑诉法第96条相关规定相比,其进一步之处主要体现在辩护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而现行刑诉法规定只能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利于律师全面客观地了解案件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法律帮助,防止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和律师面前各说一套,混淆视听,干扰侦查活动。
3、增加了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96刑诉法的基础上,由于增加了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的规定,故地相应将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告知其享有该项权利的机关拓宽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具体落实是案件处在哪一个阶段,就由哪一主体承担该项义务,避免了三个机关在该问题上相互推诿而无法落实该项权利告知义务的发生。同时,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侦查机关有及时转达其要求的义务。
(二)加强了辩护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1、简化了辩护律师会见的程序。新刑诉法第37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这一规定既明确具体,又在时间上作了硬性规定,扫清了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的障碍。
2、明确了需要批准会见案件的范围。依据第37条第3款的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需要侦查机关许可。对于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以便看守所在接待辩护律师会见时,如果属于侦查机关事先通知的这三类案件,就可以要求辩护律师出示已取得侦查机关许可的文件,否则,可以不安排会见。至于其他案件,则不受此规定的影响。
3、扩充了辩护律师会见时的权利。一是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就意味着办案机关包括侦查机关不可以在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时再派员在场,也不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监听会见时双方的谈话内容。二是明确了辩护律师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权。新刑诉法第37条第4款规定:“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这是一个全新的规定。其具体含义是,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包括审判阶段,辩护律师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时,可以就案件中的有关事实和证据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核实,包括将案内有关证据的内容,特别是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不一致,甚至有较大出入的证据内容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要时还可把有关物证、书证的照片或复印件出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让其辨认。核实的目的在于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掌握办案机关认定其涉嫌犯罪或指控其犯罪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同时使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进行充分的交流,以做好辩护的准备。[④]为律师高效、便捷行使辩护权提供了保障。
同时,新刑诉法明确了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适用上述规定。
三、强化了辩护人的问卷权的保障
新刑诉法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其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主要是两个地方:
1、阅卷的范围从以往的部分材料扩大到案卷材料。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无论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都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所谓本案的案卷材料,应该是指该案的全部诉讼文书及全部证据材料。但在不同诉讼阶段范围有所差异。在审查起诉阶段,主要是侦查终结后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的全部诉讼文书和全部证据材料,此外,还有退回补充侦查后补充的证据材料。 2,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上述案卷材料,从而为辩护人及时了解全案事实,掌握全案证据提供了便利。
(四)加强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
新刑诉法在保留了96刑诉法关于辩护律师有搜集和调查取证权的基础上,为了防止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不被移送,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这就可以使辩护人全面掌握不利和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
(五)降低了律师的执业风险。新刑诉法第42条规定,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此条虽为律师执业设定了应遵守的义务,但也同时设置了保护律师的权利。司法实践中,律师同侦查机关在办理具体刑事案件过程中,时常由于所处立场的不同而产生矛盾,律师稍不留神便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执业风险。对此,新刑诉法规定,辩护人违反前述规定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此规定改变了公权力机关有权“既查办犯罪嫌疑人、又查办律师”的局面,同时加上律师事务所与律师协会的维权渠道,从而为律师安全参与刑事诉讼,大胆维护委托人权利提供切实法律保障。